我是一名非常普通的业主,毕业不久,虽然年轻,但年轻现在已经不再是我骄傲的资本,相反,却成为我在职场上不成熟的一个鸡肋性标志。每月三千多元的收入既使不吃不喝也不能让我到公交车相对方便点的地段买上一个平方。
2001年的北京,以我这样的资质、职业、收入、社会地位是买不起我看中的房子的,因此我深刻地怀疑,目前房价背后大有问题。所以,无论是酷热的正午,还是飘雨的黄昏,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楼盘与楼盘之间的身影,都成了小区门卫把我当成自己人的原因。两年多了,我厌烦了媒体反反复复“泡沫论”“崩盘论”的论证与质疑,看够了专家没完没了的经济理论分析。对于我这么一个普通的购房者,我要用一种民间方式,用自己粗浅的生活经验来关注自己要买的楼盘。
每周,我都去中介看看是什么人在卖房 。从此我去房产中介公司如同去超市,成了每周必修的功课。对于我来说,逛街就是逛房产中介,我的理念是多方撒网,重点捕鱼。看中的房子太贵,能接受的价格位置又不满意。我心仪已久的那些看上去现代感极强的小高层。每天晚上,我都会散步到一些小区,沿着街,我一栋楼一栋楼地走过去。入夜,于万家灯火之中,我总是幻想着自己能成为哪个窗口中的风景,那种对房子的渴求在这个时候变得异常强烈。
离决定申奥是否成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媒体却一反起初的喋喋不休,保持起黎明前的沉默来,在这种沉默里甚至滋生出一种今年申奥又泡汤了的舆论。就是在这种萧然的舆论氛围下,亚北的房价开始回落。2001年5月份的时候,房价比年初甚至下降了几个百分店。
我最终决定在亚北一带买房。首选当然是天通苑。然而,当我尽可能衣冠楚楚、理直气壮地迈进售楼处的时候,那个非常忙碌的售楼小姐,草草仍给我一张复印的天通苑地区的地图,然后用长长的指甲替代找不到的铅笔,在图上画一个圆圈,淡淡的指印,我一边想象着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边听她背课文似地说,圆圈里就是要盖的几区几区,现在开始排队拿号,先交一万元押金,如果我立即参加排队,我能挤到一万多号,这是她能给我的最大优惠了。
尽管合售楼小姐套近乎这是我用来进行民间预测时的一个手段,但我还是拒绝这样一个“阿Q”似的售楼小姐。没有象以往一样堆着笑脸,和啊楼们沟通,赢得她们的同情和理解,为我多打探一点房源信息。我依然抛弃了天铜圆。
自从我成为民间房探以后,我发现我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变化,我会把散步改成了探楼,骑着车溜达在我所关注的每个新社区,路灯下,我扶着车,忍受着来自高尚住宅里保安人员猜疑的眼光。如果夜行街头,遇到居民楼我都条件反射地去数数有多少亮灯的窗口。我不是城调人员,也不是市调人员,也没有经济理论指导,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可笑,这么认真负责地做着民间调研的工作,最后只能选择按揭购房,像前几年的香港人一样,一辈子都是在给李嘉诚打工。
在高尚与庸俗之间,在昌平与朝阳之间,在三千与四千之间,我不得不作出唯一的选择——北苑家园。我来到北面的火车道,那时还没有轻轨,只是有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总是喝得微醉,在道旁悠闲的坐着,旁边是一条忠实厚道的京巴狗。
“为什么买这里的房子?”我探询的问
“宝宝喜欢,对巴,宝宝。”一股略酸的酒气扑来,那条京巴开始拼命的摇尾巴。
“这里离火车道很近,不吵吗?我继续探听有关细节。
“习惯拉,好象也听不到什么”他好象无所谓的样子。
我往前凑凑,象是农村集市上要进行交易的样子,蹲下来,摸一摸那条狗,“你买时多少钱?”
“三千六。”
我心里肯定了在售楼处无意间看到的一份表,那张表上标明了每一栋楼,每一所房间的价钱。
2001年端午节,也就是在第N次与那个火车道上的男人攀谈后,我带着女友,来到了北苑。女友是学经济的,刚到北京来(虽然没出过国,有时想法却象海龟一样幼稚),她坐在出租车里时还在盘算为什么在空置商品房过剩而房价依然背离实际价值,为何北苑的房子回逐渐回归价值,3千多的价位到底还会不会进一步回落。为了打消她的疑问和准备重新认识加深理解北京的住房政策,我让她亲自调研。那天,天下着小雨。下了车,我打着伞护着她进了售楼处。一个专做我这个CASE的售楼小姐明显意识到今天可能是她发起总攻的一天,因为客户的狐狸尾巴已经漏出来了,这不,搬出决策人来了。这个小姐比天铜圆的热情多了,也会来事多了。从房子到女友的服饰,她都不遗余力的赞美。
我们沿着当时大工地似的家园直往里走。女友随口问起这里到底叫什么地名,机智的小姐非常幽默的告诉我们,这里做生意、打麻将最合适了,因为这里叫来广赢,就是说来这里住就广剩下赢了。北边叫清河赢,是打麻将素和(没有惠儿胡牌的谐音,翻一到两番)。后来,我一搬到这里就组织一次麻将,几个不错的同事,麻将水平都不高,我怀着必胜的信心,热情地款待这些送上门的肥猪,却没想到最后就我一个人输了,他们每人都有进项,外带好烟好酒好饭,他们非常高兴,不断赞美,我附和着牵强的笑,明白了原来是人家“来”广“赢”。
端午节按说已在初夏了,到处弥漫着生机,让人心里也长草,长长了的草,就禁不住小姐的风吹,不由自主的向她设计的方向靠了过去,全然不顾西边田地里不是长满了荒草就是裸露着光脊的泥土一片萧条景象。三五一群的农民工,手里掂着饭盆,走在去打饭的路上了。
女友开始询问关于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的一些问题,正说着已到了我们要看的这所楼下。
终于到了交定金的日子。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拱手送人的时候,脑子还泡在“我有房子了”的概念性热汤里。这汤还在滚滚沸腾着,表面上翻滚出各种各样的菜叶,诸如入住、物业等等各色新鲜概念一时间活跃起来,感觉以前真的是个“房盲”,虽然通过临阵磨枪半懂不懂一些有关房产的知识。
交了定金以后,售楼小姐没有象我预料的那样消失,反而依然热情如故,我多了一层受宠若惊的感觉,瞧瞧咱北苑家园,就是不一样嘛,最起码售楼小姐不过河拆桥。不经意间我在单位里自愿地宣传着这家开发商的好处,没想到引得两位同事的兴趣,我给了他们我那个售楼小姐的电话以后,才咂摸出一点点意味,人家是在拓展客户关系呀,我是被拓展的对象呐!
虽然我买的是现房,但钥匙还是要到7月份才交。这也是合同上明确规定的。于是,我开始耐心等待交钥匙的时刻。2001年7月13日,也就是申奥成功的那天,我在电视看到欢呼场面的时候,首先反映到我的房子要升值了。这多令人高兴啊!我真心诚意的高兴,不象有些人高兴了半天却不知为什么高兴。我跑到昌平猛的放炮,跑到天安门狂欢,用手机告诉我在京认识的每一个人,喜悦是用来分享的嘛。果然,第二天,售楼处一改以往的冷清,门庭若市起来,每平米的售价也涨了50元,虽然涨得不多,可是毕竟是真涨了,我和女友躲在人群背后,偷偷的乐。
直到7月底,还没高兴完。我按计划去收房,却被告知银行没有发放贷款而不能给钥匙。我没有马上愤怒,而是耐心询问为什么银行不发放贷款,他们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如果你们今天不给钥匙,那就是违约。他们很轻松,说违就尾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没看到我们的房子卖的这么火吗,我们已经用不着在象以前一样商量暗号,在看房客面前唱双簧,故意制造卖的好的气氛,现在是真真正正卖得火。看了看呜秧呜秧的人群,我妥协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更何况我还不是胳膊,与开发商比起来,我至多算是胳膊上的一根汗毛巴了,不能象愚蠢的蚂蚁一样,把自己埋在土里后伸出一条腿去绊大象。主席教育得好,敌进我退,敌疲我扰。于是,我没事就去那里扰一扰,终于扰出了自己的钥匙。
这是我第一次维权。还算成功拉。顺便说一说维权吧。我认为如果存在不参与任何行动的人照样可以从中受益,即“搭便车”者众多的情况,那这个权是很难有效维起来的,因为发起人参与成本高风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认为自己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则会放弃维权。任何侵权者也利用这个弱点,袭击维权的中坚,有效瓦解本来就很松散的临时性组织。如果要想让大家团结起来,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恰当保护这些人。很多业委会总是有头无尾,开始轰轰烈烈,不几天就销声匿迹;开发商也深刻体会了这些特点,所以凡是业主的集体行动,他们都以“拖”为主、或擒贼擒王的打法,非常有杀伤力。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敌近我退,敌疲我扰”,树立持久战的观念,不要动用主要精力,而是在大家都方便的业余时间,打一打电话,做一做专题拜访,不要有紧张情绪,见势不好就先撤,留住自己的心态与精力,下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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