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有一本书令我反复翻看，它是美国人大卫．丹比所写的《伟大的书》。这本书论及了从荷马、柏拉图、莎士比亚到尼采、伍尔芙等二十多位西方思想家、文学家的经典著作，1996年还被美国人评为"当年令人瞩目的书"。但这并不是令我久久惊异之处，我所惊讶的是从中看出了一位美国普通知识分子惊人的思想活力，当他对生存现状不满时，他能表现出多大的自我重塑能力。
 
       作者是一位电影评论家，人到中年，生活平静，可是他越来越不能容忍生活的的浮躁和平庸，特别"作为媒体的一员"，他也厌倦了媒体。他感到正是媒体社会把人们变得日益平面化、观景化，大家都象海边阳台上的旁观者，有信息却没有知识，有表象却没有历史，有本能却没有信念，一切纷至沓来又转瞬即逝，什么都没有留下，脚下的根基却已经动摇了。
 
       类似的危机感我们并不陌生，但令人钦佩的是，大卫感到内心空虚，就真的在48岁上重回哥伦比亚大学母校读了一年书。他选的两门课"人文文学课"和"当代文明课"读的都是西方的经典之作。大卫已经好久不读这样的"大书"了，但纷扰易逝的岁月使他意识到："这些书是一些最直接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他想借助严肃的阅读找回思考的力量。
 
       但不是谁都能消化这样精致的精神食粮的。大卫的学历和经历即使按中国的标准算也是普通的──大学本科毕业，年轻时曾是反越战分子，许多时间花在了街头抗议活动上，还曾向时任州长的里根扔过西红柿，毕业后就再也没有深造过，照他自己说是整天看电影，写评论，很难有相应的氛围做学术性观照。但假如这样一个媒体中人坐下来读书也能思考出这么多的东西，对西方精神传统有完整的把握和领悟，那么美国一般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潜力就可见一斑，不容小觑。
 
       这本书最独特、最有分量的地方正在于此：作者不是整天冥思苦想的学者、教授，只是个普通读者，他的日常生活与我们大多数人无异，可是当他拿出这部书来，却突然拉大了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他思考的睿智让平凡的生活焕发出哲学之光，读起来有如寓言，令人肃然起敬。其实，即使对学者、教授而言（作为同行我清楚），要想在一两年内梳理一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经典，然后写出一本45万字独具眼光的读书笔记来也绝非易事。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享受，对国家、民族来说，这就是力量，或者说精神潜力所在。《伟大的书》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值得琢磨，耐人寻味。
 
                                   ２
    
       思考的力量不在于读了多少书，而在于有无自己的洞见，能否提出问题。《伟大的书》尽管面对的是经典大作，但并没有埋没作者的眼光。从荷马史诗开始，大卫就表现出自己思考的个性，他一方面指出史诗的壮观只能建立在遥远、高贵而非伦理的世界之上，那里只有征服，没有怜悯。另一方面又从阿喀琉斯的沉吟中看到他或许是既体现又质疑了正在成形中的西方文明的第一人，因为他既渴望英雄的荣誉，又独自惦量了死亡。对于古希腊悲剧，大卫也提出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认为古希腊悲剧精神并非宁静，而是无畏。因为古希腊人能够直面悲剧命运，他们总是有力量描写对与对的冲突，而非对与错的冲突。
 
       在读《理想国》时，大卫也表现出了问问题的智慧。他最感兴趣的是柏拉图的社会政治理想，而非形而上哲学理念。他借着柏拉图对正义问题的探讨一再追问：把一个社会凝聚起来的东西是什么？是畏惧还是对某种理想的忠诚？大卫认为，这"在当前有着一种相当可怕的直接性和相关性"，可以说是当代文明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题。因为如果人人抱怨自己是受害者，把社会当做一块蛋糕而不是蜂房，这样的社会还能长久吗？这正是大卫忧虑的问题，"鉴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并没创造出多少正直的人，可见我们可能哪里做错了"。
 
       这个问题象巨大的回声一样贯穿在整部书中，构成大卫思考、对话的原则基础。尼采是大卫非常喜欢的一位思想家，他在《道德的谱系》中曾猛烈质疑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善与恶如何被发明？为什么要用道德伦理取代自然本能？怜悯与克制也许让人获得灵魂和深度，但如果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对于促进人类昌盛又有什么好处呢？尼采学说在他的那个时代无疑是革命性的，他雄辩的风格更象酒神的节日一样令人陶醉。大卫深为尼采所折服，但最终却拒绝了他的理论。因为奇怪的是，当尼采学说传诸后世时，其高扬个人意志的主张却往往被自由的敌人所利用。大卫早在读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时就对理性可能被用于卑鄙感到不安，认为赤裸裸地追逐个人权利会导致无休止的动荡，而罔顾建立在权利合法性之上的社会稳定。正是如此，大卫拒绝了尼采：社会不应成为任何"金野兽"的乐园，而应顾及所有成员，才可能避免最残酷的事情发生。他还确信，怜悯与克制是力量的另一种形式，   而非虚伪和软弱，理想主义者的努力无论多么微薄，也是维系社会良心的坚韧纽带。
 
       大卫的读书心得是任何时候也不要丧失主见，"我已答应我自己不怕问天真的问题"。他发现，"伟大的书"本身就构成了这样一种不断提问题的传统，而不是一些现成的道理，在辩驳中一本书挑战另一本，甚至和自己过不去。它的既是磨难又是力量的自我质疑的传统，正是亟需现代人继承的。
     
                             ３
  
       我过去很少见过一本学术性著作可以这么写，既有思辨的力量，又径直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带入书中。学者可以讲得很透彻，但不会这么有感情；宗教信徒可以很虔诚，但往往缺少怀疑精神。大卫却坚持用普通人的思维方式解读经典，夹叙夹议，深入浅出。读莎士比亚戏剧中李尔王与女儿们的冲突，他会检讨和自己母亲的感情纠葛，悟出人生两件大事：养育子女，安放父母。读激进反叛的卢梭，他又会拿自己年青时的特立独行与今天大学生的世故态度相比较，折射时代的变迁。因而这部百科全书般的学术性著作，读起来却有如散文随笔般的亲切。
 
       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有天早上作者上班在纽约地铁站口被两个黑人青   年用枪打劫。"我伸手去掏钱包，但就在这时我停了下来，一动也不动，低头看着那支枪。我不是个勇敢的人，可是我被触怒了。我想到拒绝他们，或跑走"。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那两个罪犯得手后扬长而去，根本不理会受害者的屈辱心情。现代社会对街头犯罪也麻木了，同事们甚至祝贺大卫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抢劫"，没有受伤，钱包还在。但十多年过去了，别人早已淡忘的感受，大卫仍默默咀嚼。
 
       大卫读到17世纪霍布斯的《利维坦》对人的侵略性和自私行为的解释：一切皆始于生存欲望，贪婪是某种正当的精神不安，没有所谓至高的善。但是大卫不明白那两个青年为什么甘冒蹲五年监狱的危险抢一百块钱，他觉得他们不象是为了谋划未来，更象是出自绝望或盲目。大卫认为今天的社会要负责任，因为除了物质之外几乎已经没有其它定义成功和地位的方式了。人们被媒体激起了欲望，又无法满足，甚至连"合理的自我利益"都难以界定，所以贪婪的人不一定就是理性的人。
 
       读洛克的《政府论》大卫又想起了那两个抢劫犯。洛克巧妙地论证了私有财产的积累是固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不均也是一种自然权利，这正是今天美国法律精神的基石。但是大卫似乎对所有迁就现实的理论都保持警惕，他问道：假如街头还有那么多流浪者缺少平等工作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感，契约社会的根基又何以形成呢？他确信，没有某种共同的道德信念，"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公民全身心投入公民事业的概念在一个象我们这样致力于个人主义神话、私人快乐和私人成功的国家显然是毫无可能的"。他更担心的是，犯罪达到一定数量会改变道德景观。如果人们把逃脱定义为成功，落网定义为失败，那么不仅犯罪的羞耻心，甚至连对处罚的畏惧都不起作用了。那时候，犯罪即使尚未伤及肉体，也已毒害精神，不信任感会败坏社会的每一个人，自己小心多疑，还会传染给孩子。
 
       大卫的理论兴趣始终是着眼于现实，他希望未来不再有那个梦魇，正派人在枪口下乖乖掏出钱财，举在手上，罪犯抓了过去，"他们走了，他们就那么走了"。
  
                                ４
  
       《伟大的书》中的西方经典，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陌生，大卫提到的一些西方社会问题，如今也正成为中国的问题。所以，中国读者感到很容易和作者沟通，也能欣赏他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真知灼见。可是精神上的亲近感并不能打消隐隐存在的隔膜感和失落感：我们热切地了解西方，西方人了解我们吗？由外国伟人名字构成的那一片思想时空，与我们中国人的现实命运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诚然，所谓"现代意识"是由古今中外无数被筛选的文本构成的。我们中国人也正是把西方经典作为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接受下来的。可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心向西方，西方人在意我们的内心追求吗？甚至在乎我们作为一个种族的存在吗？我这里指的不是中国人被歧视，而是被忽视；不是那种粗鲁的冒犯，而是客客气气、毫无恶意的疏远。仿佛我们是某种化外之民，除了共存，谈不上多少共同语言。所以，我想知道大卫的看法，我越是相信他的善良、正直和深刻，就越是想验证一个足够睿智的西方人能否对我们的兴趣多一些，因为心灵相通而结为精神兄弟。
       但事实上大卫的书里很少谈到中国人，只有一处，是在史蒂芬生教授的课堂上。当讨论到生态灾难问题时，教授说："是的，但怎样去决定不继续开发我们的资源呢？谁来做这样的决定呢？难道我们能去告诉中国人不要造汽车，而是保持他们的自行车吗？"接下来没再谈到中国人，大卫也没说什么，但我总觉得他们投来的目光有些陌生，无奈和多少有点居高临下。而且，又提到中国人的自行车！无论善意与否，中国人骑着他们潮水般的自行车涌来的形象，就固定在西方人远远一瞥的粗浅印象中。它一般是无害的，甚至是有趣的，但有时又是令人惊恐的。记得前两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要是中国人都开上汽车，大气层会燃烧。这不是寻开心，是真的担心，担心中国人发展起来会争夺生活资源。这也许就是今天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最可能有的位置，这与精神无关，而仅仅事关生存。
 
       我不怀疑大卫追求自我完善的真诚，但我怀疑任何一种高尚精神最终能否惠及本社会系统之外。有一本同样是美国人写的书一直令我难忘，书名《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揭示了无私的个人与自私的社会之间的道德悖论。个人可以有超越自我追求永恒的冲动，甚至为了他人牺牲自已。但社会群体却通常表现出利已倾向，其中的个体不可能为其他群体而牺牲本群体利益，一个社会更不可能为另一个社会拱手奉献。所以到头来，个人的无私成全了、也受限于群体的自私。按照这一道德悖论，一个推论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对于与之竞争的另一个社会而言，就相当于一个高素质的战士，所以越是睿智完美之人，越有可能变成可怕的智能武器。
 
       一本书有自己的建树才值得花力气把它写出来。这本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著作不是政治家或社会学家所写，而是出自基督教哲学家，这本身就令人深思。假如他描述的道德悖论难以驳倒，假如推论能够成立，假如据此变换一下思路，那么从一个社会关注另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伟大的书》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新的启示呢？
  
                                ５
  
       完全可以相信，能够写出这本书的作者也一定是一个高水平的电影评论家，能够为他们国家的电影发展贡献才智，让电影导演、演员和剧作家获得一位良师益友，也使他们少受一些夸夸其谈的骚扰。
 
       看一看书中对电影《十诫》的简短评论吧，一个研究过《圣经》的电影评论家必然会把他的历史感带到影评中。《十诫》演绎的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故事，但大卫一眼看出它的风格恰恰是对《圣经》的粗俗背叛──迷恋大场面，追求娱乐性，缺少庄严感，有些类似张艺谋近期几部影片给国内观众的感觉。但大卫并没有简单地嘲讽或说教，而是深掘内心的矛盾感受：为什么"我在一部背叛了《圣经》的作品中发现了快乐"？为什么一部明明荒诞、愚蠢的影片会让现代人喜欢？是因为我们对信仰失去了敬畏之心？还是这个世界已无可救药地充满了表象，甚至"把上帝的神秘变成了油漆的景象"？"我得琢磨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黑暗中找到我们的道德，观看者的道德"。即使一时找不到答案，大卫也为他的读者提出了问题。而且他优雅的口吻保持了个人的尊严，也有益于他们国家的文风。
       让国家受益的还不止这些，请记住，专家、学者首先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当他们被推上角斗场时，他们个人的专业技能就等于是他们国家的竞争潜力。
 
       大卫的电影界前辈，傲慢的好莱坞导演卡普兰就是这样在二战中成了卡普兰少校的。他从未上过战场，也从未拍过纪录片，但是当他受命来到马歇尔将军的办公室，当他毛骨悚然地看到德国宣传纳粹思想的纪录影片《意志的胜利》，他的才华和个性就自愿地被他的国家征用了。卡普兰摄制了七集享誉世界的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取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他善于简洁地运用形象，用黑墨表示法西斯侵略，用岩礁表示同盟国的抵抗。他懂得以解说配合画面的力量，当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天皇裕仁这三个"奴隶世界"总管出现时，旁白说："要好生看看这三个同伙，记住他们的面孔。如果和他们遇到一起，就要毫不犹豫地……"。他还努力将直白的宣传警句与文化内涵结合起来，比如他在《认识你的敌人：日本》一集中提醒美国人注意，敌人的凶顽源于一种陌生的文化："这个士兵，他的同伙，简直都是完全一样。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是神圣又神圣的天神下界"。"只要是日本人，就相信它们是受命于天来征服其他一切民族和人民的"。"所以母亲和妻子接到她们阵亡的儿子、丈夫的骨灰时，没有悲伤，只有叹息，为什么？因为阵亡者成了军神，在她们身旁继续生存，受到崇敬，接受食品. 

       如今，卡普兰的影片已经作为经典纪录片载入艺术史册，但不要忘了它首先是战争动员的产物，当他的才华和创造力被他的国家激发出来，就成为足以让敌人头疼的厉害武器。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一个领域的杰出人材，首先是他们国家的，然后才是世界的，这一点确信无疑。

我有一个两岁半的弟弟，小名叫笨笨，大名叫张家铭。他的特点是抱着自己的小花被才能睡着。他的爱好是唱歌和打人，我就经常被他打。

有一次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想糖就说：“妈妈让我的牙坏掉吧。”他吃饱了之后，他妈妈拿了一小碗奶刚准备喂他喝，他还以为那杯奶是飞在天上的，于是他就说：“飞走吧，飞走吧。”

这就是我的活泼可爱的两岁小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