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锋芒与余晖──大陆先锋小说回顾

　　　　　　　　　　　　
　　　　　　　　　　　　　　──大陆先锋小说回顾
　　　　　　　　　　　　　　　　　　　唐翼明  
   
　　一九八0年代中期，继伤痕、反思、寻根之后，先锋小说曾在大陆文坛引发一股不小的《喧哗与骚动》（注1），有一批数量可观、才华出众的年轻作家投身其中，也产生了一批耸动 视听的作品。但这股势头不小的汹汹潮流却没有持续多久，到一九九0年代初期已呈现出急速退潮之势，不仅后继乏人，连早先锋头甚健的几位大将也或者思路枯竭、搁笔停产，或者改弦易辙，向写实旧路回归。昔日风光不再，令人感叹先锋之易于萎落，对于今日，似乎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先锋"二字了。

    找寻出路：当年的先锋哪去了

    当年的先锋哪里去了？这里大概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不写了或者写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这部分先锋也就从文坛消失或半消失，例如曾经在叙事技巧上有过不少创新、玩过不少花样的马原，写过不少炫丽得胡说八道，流畅得不知所云的孙甘露和格非，现在都几乎已经无声无息了。

　　第二种是还在写，甚至写得不少，但总让人觉得他们在七冲八突，陷于某种困境而不易突围。比如莫言，长篇这几年也写了好几部，出色的却甚少，《丰乳肥臀》洋洋洒洒，却叫人难以卒读，当年《红高梁》的那种让人耳目一新的野性 与匪气，现在一变而为让人无法忍受的扭捏作态。

　　第三种则不再走「先锋」的路数，而是向现实回归。例如苏童和叶兆言，早年都是颇先锋的，后来却投到「新写实」的麾下，甚至成了「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这里面转型最成功，成就最耀眼的是余华，他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都是极优秀的写实主义的杰作，读者已很难想象它们的作者曾经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那样的先锋小说的作者，但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你就不难发现充满《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那种正视生存困境的勇气、不沾不滞、冷静超然的叙事风格仍与当年先锋精神一脉相承。

    真实的探求：「怎么写」与「写什么」

    这三种情形自然是第三种最健康，也最令人欣慰。如果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大陆文革后数个文学的发展脉络，就不难发现这里面有某种必然性 ，即第三种发展正是先锋文学（自然也包括先锋小说）的必然出路。文革前大陆文学在毛泽东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魔咒下异化为一种政治的附庸、斗争之工具、无意识形态之宣传品，文革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整个大陆社会向西方资本主义悄悄靠拢，这时摆在大陆文坛前面的任务，就是让文学从毛的魔咒下解放出来，逐步回归文学自身的主体地位。为此，就必须反叛毛的教条，反叛自身先前之异化，而这反叛不可能一蹴可几，必然是一步一步地深入的。大陆文革后最早出现的伤痕文学只有极为薄弱的反叛气息，稍后出现的反思文学则略为深刻，但本质上仍然是以gcd意识形态为本位；再后的寻根文学开始摆脱政治，向文化层面开拓，是另类的反叛，但火药味较淡。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大量西方思潮与作品的涌入，大陆作家才找到一种新的利器来彻底解除毛的魔咒，这就是现代主义，在小说上就是先锋小说，或称实验小说、新潮小说。先锋小说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注重技巧的革新，但正如近代西方文论的重要先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说的：「语言可以比做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可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普通语言学教程》），当先锋小说颠覆传统（尤其是中共毛泽东时期小说的传统）的叙事、话语、结构等形式的成规的时候，也就同时颠覆了积淀在这些成规里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当他们致力于改变「怎么写」的时候，也就同时改变了「写什么」。

　　他们在玩种种新潮花样的同时，无意间就拆毁了隐蔽于成规中的种种预设，破坏了这种预设中固有的"真实"(毛的"真实"，马列主义的"真实"的形态，而使"真实"获得另一种面貌。因此，先锋小说虽然表面上没有对中共的意识形态说什么不敬的话，但它对中共先前的（主要是毛的）意识形态的反叛却是最彻底的。可以不夸张地说，只有到了先锋小说，中共毛时期残留下来的，历经伤痕、反思、寻根都未能去除的意识形态与话语形态才算得到了全面彻底的消解，从而使大陆小说真正上升到一个有可能与世界小说对话的水准。这就是先锋小说的历史功绩。但是大陆当代先锋小说本身并没有产生什么经典性 的作品，它的功绩主要是破坏性的，结构性的，启示性 的。这原因自然很多，主要是现代主义毕竟是一种舶来品，不对中国读者之审美口味，而不少先锋作家又沉迷于形式的游戏，导致作品意义的严重匮乏，终于很快就丧失了原有就很少的读者群，最后连自己也厌倦了。先锋的出路在哪里？除回归现实主义，回归意义的追寻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这种回归其实不是恢复，不是复旧，而是螺旋式地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一种迥然不同于中共"革命现实主义"的新的写实主义。而这，正是余华等人走过的和正在走的路。


    注1：「喧哗与骚动」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929年的小说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大陆译名，台湾翻译为《声音与愤怒》，此书对中国大陆八０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