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散文评点：齐人物论（续一）
    作者：庄周
  
　　山野水沼之人，实话实说。前曾品题文雄八十，空费旦夕之功，枉抛无端心力，倦极怠极，本以为自此将视天下文士为隔世，再也懒提话头。未料黎明揉眼，惺忪间受一蝴蝶诱引，不知不觉，竟又重操秃笔，再续前缘。适足证野叟之言当不得真，当不得真。惟余一事，还请看官牢记：天下衮衮文雄，不佞有缘识荆者，百里不过二三，万中难凑一打。故下文（含上回）所论，悉自尔曹锦绣文章中求来。若有唐突，权当隔墙放箭，误伤足下；偶见揄扬，亦如临窗泼酒，错醉同行。呜呼，大梦谁先觉，文坛我不知。

丁 玲《三八节有感》（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剥离掉这篇文章的种种历史尘垢，单就文章本身来看，应该说它太稀松平常了，几乎不配称为一篇文章，也就是说若非出自名家之手，今天哪个编辑都会看过三行后就扔进字纸篓里去，或摁“Delete”键删去。大家当然都有体会，今天之所以还能经常在报上读到大量昏天黑地的文字，都是拜各类文坛过气英雄之赐。当然，若把它当历史文献来读，其中自然又有种种可供玩味咀嚼之处，语言上的忽刚忽柔，意态上的时阴时阳，表达上的乍高乍低，都不妨视为“文章政治学”的极佳教材——至少，我可不敢用什么“……有感”作文章标题，原因有二：一是危险，一是不配。

三 毛《哭泣的骆驼》(湖南文艺版)
　　三毛是极少数以散文名世的当代作家。尽管有好事者揭秘，认为颇有小说成份，但一种作品以什么文体被读者接受，它就对什么文体产生实质性影响。所以依然把三毛归入散文作家。这是一种“行者散文”，武侠是武行者，一如孙行者悟空，因为违法，所以取小说形式。旅行是文行者，一如取经者玄奘，由于合法，所以取散文形式。传统的行者散文是苦的，所以每每苦吟着“不如归去”，现代的行者散文是乐的，所以津津乐道着"不如离去"。只要中国的天依然是传统的魂归离恨天，这样的行者散文就会行下去，不行也行。

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方舟在线》）
　　网上盛产信息分子，而独缺知识分子。有之，则方舟子无疑为此中巨擘。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中文网络的先行者，首份中文网刊《新语丝》的创办者，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宣传进化论，批判神创论，如同中国的赫胥黎，第二头“达尔文的斗犬”。而他一旦涉足文史领域，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这篇史传体散文，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对一代英杰袁崇焕的悲剧深致感慨，如泣如诉，感人肺腑。

王安忆《屋顶上的童话》（《新时代的忍耐》）
　　写小说的王安忆越来越大师样十足，写散文的王安忆，借助这股大师气的余势，即使无甚心得，好像也不难把文章写得像模像样，滂滂沛沛。这是她令人称奇之处，也未尝不是偶尔让人困惑之处。她像一名文字的八级钳工，手艺精熟，仅仅把文字在纸上堆来码去，乍看之下也能叫人目瞪口呆。这篇《屋顶上的童话》即是现成例子：大手笔随处可见，读完之后却不明白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在感受缺席的地方，技能登场了。她老练地依靠警句维持着思维，可以一边嗑瓜子一边写出这样的句子：“土地是个有意思的家伙”，“我还知道有一种飞行的植物，它的名字叫柳絮”。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口述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在目前它几乎就是全部。感谢冯骥才做了这项工作。此书或可与安顿《绝对隐私》合读，尽管后者我没读过。相比而言，《绝对隐私》只是相对的隐私，虽然被夸张为“绝对”，实际上却仅仅涉及一个人的羞耻神经。而《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叙述者虽然没有“绝对隐私”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却触及了一个民族的羞耻神经。一个人张扬自己的隐私、兜售自己的劣迹，是无耻的。而一个民族隐瞒自己的隐私、掩盖自己的劣迹，就不仅仅是无耻了。

许纪霖《走出阁楼以后》（《读书》1997年第9期）
　　学人许纪霖，字里行间跃动着一颗文士的心，这使他的学理阐述较之那些呆板的同行多了一个可贵的出发点。他的书斋治学似乎更愿听命于情感导向，文章的逻辑也以不违背情感真实为前提。情动于中，理则更多地成了追随者。遗憾的是，我怀疑许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学者的“另类”特征和异样价值，他对自己约束太过，结果反而使文章不够充沛饱满——要知道“充沛饱满”对于他的同行固属多此一举，对于许纪霖“这一个”，恰巧是多多而益善的。本非矫情诞夸之士，自不妨道任自然。

李书磊《余秋雨评点》（《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有学院派的家底，却性好野战，发为文字，自然与芸芸“酷评家”有着不同的底色。议论中有风云之气，由于“云从龙，风从虎”的缘由，故也兼具龙虎之象。当然，“龙虎”之象是否一定即大家之象，我的“本生谱”里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倒也不敢贸然肯定。稍觉泄气的只是，他的“班头味”实在过于刺鼻：年纪轻轻，诸业待成，我们却一边不断读到哥们对他的肉麻歌颂，一边不断读到他对哥们的文字报答，遂把不少“文艺副刊”演变成了自家的“酬唱集”。两相对照，竟使我想不做小人都难。

李泽厚《美的历程》
　　犹忆八十年代初，我辈学子于古典学养之维生素，从A至Z无一不缺。先生之书适时而至，实有开辟鸿蒙之功。尤以自铸伟词之“积淀”一说，至今嘉惠学林。此词所寓之悲喜，因历史之久暂而有天壤之别。五千年积淀，体内垃圾毒如鹤顶红。先生近来力主“告别革命”，海内议论蜂起。窃以为，既然“革命”一词已被反革命所僭擅，那么真正的革命者自然要反“革命”。儒门喜循名责实，即便实早已不再合于名，尤刺刺不休，似乎变质之实还能再合于名。吾宗则彻悟“名可名，非常名”之道旨，故曰：革命不死，大盗不止。

李洪岩《质邵燕祥同志》（《书屋》2000年第1期）
　　青年钱学家李洪岩，除对钱氏宏文熟如乘法口诀表外，还学得一手快刀文字。钱锺书驾鹤远游之后，自觉无枝可依，转思以辣手立万。遂血口贲张，行文全不识温良恭俭。一证在手，放言无羁。文章常与所谓“范君旭仑”联署，呈黑风双煞之势，即各自谋篇，亦此呼彼应，现犄角互动之形。喋血文字，鞭笞章句，冀希以鹰扬之势，慕刚直之名。其见既偏，其心尤险。责人以苛而至于酷，责己以宽而至于无，文中捋袖干架类句子，填坑盈谷。戏改《西厢记》语，或可谓“颠不喇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憎汉的嘴儿罕曾见”。

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三联书店1984年5月第1版）
　　李恩绩的名字是许多读者陌生的，但他却写了一部必可传世的杰作。李先生大半生栖居爱俪园（即哈同花园）中。此书对犹太人哈同在上海滩从落魄到发迹的一生做了生动有趣、令人喷饭的实录，极富史料和艺术价值，比如王国维与爱俪园的一段不可忽视的因缘就鲜为人知。柯灵先生誉为关于爱俪园的“第一种可靠的信史”。此书手稿为柯灵先生珍藏三十年，劫后余生，侥幸未曾湮灭。柯灵先生说：“《梦影录》所表现的才华学养，是无可怀疑的。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而有真才实学的却没世而名不彰，这真是艺术世界最大的悲剧！”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重读大师》）
　　由于顾准的息县日记，有人持论过苛地认为有两个顾准，似乎精神反叛者兼有了精神奴隶的耻辱烙印，英雄雕像的基座发生了动摇。当此之际，活着的精神英雄李慎之先生挺身而出，雄辩地证明了：在特殊的环境中，日记也是有必要造伪的。素喜责备贤者的俗儒孟轲主张知人论世。当今之世，只有知世才能论人。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尊敬英雄，甚至强迫英雄跪下，最后就会失去英雄，只剩下跪着的奴隶。西哲云：仆人眼中无英雄。信然！

李碧华《长短句》（《新民晚报》）
　　据说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是所有张派传人中最得张爱玲神髓的。我没读过她的小说和散文，不敢妄断。在报上读到她的《长短句》，我认为她极有勇气。世上几乎没有出过女格言家，正如没有出过女哲学家。男人写格言的极多，但只有孔子、所罗门、葛拉西安、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利希滕贝格、尼采等极少数巨匠取得了成功。偶尔向自己的短处挑战是可贵的，但必须明白那是自己的短处，而切莫误以为是在发挥特长。许多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竟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展览短处，结果反而误了最该发挥的长处。

朱健国《王小波，可以这样挂镜子》（《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朱健国是近年文苑新战场上锋头甚健的骁将，整日价东征西讨，南骚北扰。文坛群殴，常为马前先锋；孤身搦战，也能全身而退。此等盗跖式流寇豪气，我赏之在寇，而不在其流。此篇对王小波进行非礼性质的语言骚扰，要求死者马上复活应战，其匪气十足倒是我欣赏的，但其观点之粗疏无文，却令我笑得差一点再次尸解飞升。朱先生的高论是，现代科学可以与古代伦理兼容。虽云不破不立，但能破能立的全能健将毕竟不多。我建议朱先生今后多花精力在颇为擅长的破的方面，至于立嘛，不妨偏劳学界坐寇。

伊 沙《王朔的不良气味》（《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伊沙据说是个诗人吧？当然是他本人说的。他的所有文章、一切行为（与朋友喝酒、在座谈会上放炮、自说自话地给某人颁奖等等）都围绕一个主题：伊沙是大诗人。他的行为再次验证了我十年前的一个判断：想当中国的大诗人，必须先成为疯狂的活动家、死乞白赖的吹鼓手。由于他对当一名诗人有着狂热追求，再加诗思寡淡，言语无味，结果，他勒令自己的笔成为巴掌，不断在文坛上搧来搧去。这不，他又“胆大如鸡卵”地宣布：自己已成为中国十大值得批判的诗人了。不必说，批判大诗人伊沙的文章（二万五千字），只可能由被批判者本人动手。——哪天有闲，我倒真想写篇《文坛疯人院》玩玩。

刘绍铭《寿则多辱》（《新民晚报》2000年2月24日）
　　刘绍铭是香港散文名家，不料为文竟粗疏至极，此文首句解题曰：“‘寿则多辱’，语出周作人。”令我大惊失色，立刻准备打版权官司。此语明明出自笔者的前世法身所著《庄子·天地》，为何被刘先生归于周氏名下？此语确曾“出”现于周氏名文《老年》，但周氏明确说引自日本兼好法师所著《徒然草》。吉田兼好也未曾宣布自铸伟词，而说“语云，寿则多辱”。今世中国作家，大抵不读中国经典，以致“五四”一代文化巨人长逝之后，不通中国文化之病，几乎成了时下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通病。

刘洪波《契卡主义》（《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当代中国一只可爱的牛虻，个人之力已抵得上一支青年近卫军。触角敏锐，八方邀战，说理透彻，斗志昂扬，文章骨血交融，议论切中时弊，读来能令人毛孔时舒时紧，情绪忽快忽闷。当代中国牛虻众多，“刘牛虻”是我最激赏的一只。他和有些牛虻（如伊沙）的区别是：“伊牛虻”让别人出血是为了替自己进补，“刘牛虻”给社会放血是为了帮人民去毒，目的不同，疗效自然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惟愿“刘牛虻”能保重身子骨，时刻铭记毛泽东的教导：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善哉！

刘漫流《失败是蓝色的》（《本世纪的未定稿》）
　　刘漫流在电脑前一坐，就会有一挂时空飞毯自动来到他脚下，助他远离嚣尘。“文坛”对于他就像完全不存在，因而诸如“文坛外高手”的评价，对他也全无意义。与他深爱的普鲁斯特、卡夫卡一样，他的写作也是追忆性的、“穴鸟”型的。他陶醉于在幽室里与众多域外高手过招斗法，传递机锋，比拚内力，黑暗中那无人知晓的粲然一笑，成了他自视最高的荣耀。他是在一种古典心情下写作的，读他的文章，因而也需要在体内召唤出该种心情。然而召唤谈何容易，所以刘漫流的寂寞，几乎无可改变。虽然这对于他未必是坏事，对我们时代又未必不是坏事。

刘 墉《我不是教你诈》
　　这种类型的书，非老滑头莫办；而如果作者真是老滑头的话，又是肯定写不好的。能否斗胆将此命名为“刘墉悖论”？说不清刘墉的文章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反正他竟然从“悖论”中脱颖而出了。为了使青少年“被卖”后不至于“还在帮人数钞票”，他以全能教师爷的身份写了一本又一本书。说起来这也正是从事这一行工作的家伙（如美国卡耐基）的绝活，都有能耐大量批发人生格言。我有把握的只有两点：一、大哲学家绝对不敢从事这种买卖；二、人类天生长于制造格言，短于听从它。格言批发商若当真“世事洞明”，其居心就有点叵测了。

伍立扬《文言、白话宜相安》（《文汇报》）
　　伍立扬的文字有一种鲜明的贵族倾向，他写作不为别的，似乎就为了证明自己秉承着一股高贵的“文言”血统。看不出他有多大见解，除了感觉到他是一位辛勤的读书郎外，也看不出他的别种真性情。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文字贵族身份是多么了不起，看来构成他写作的全部冲动。该文字贵族身份，在语言破落户眼里虽然非同小可，但在一位训练有素的读者面前，往往显出拙穷之相。他热爱文言，却没能耐像陈四益先生那样写出活生生的文言，使的只是死文字。“文言、白话宜相安”，诚然，但请先从自已“安”起——话说回来，在目前这个作家文盲化的时代，多几位伍立扬实在不是坏事。他爱显摆就由他去罢。

阿 城《威尼斯日记》
　　论风流蕴藉，顾盼生姿，阿城的文字堪称倾国倾城，最能见出文明古国的薰染之功，调教之力。这部韵味款款的闲笔之作，既有着《教坊记》《扬州画舫录》提供的“文化背景音乐”，又不时传来美国NBA总决赛制造出的现代声响，仿佛“布鲁斯”杂糅了“迪斯科”，贡多拉挨上了乌蓬船。由于心态无比自由，文章的作态也相应挥洒无羁，随机生发，著树成春，不入流而能水流无际，不讲究而能究尽中西。唉，文人最是这阿城好，令笔墨处处荡开。

张 洁《醉也难不醉也难》（《新散文十二家代表作》）
　　张洁的文字，有着十足的女人味，既不小，也不大。是那种不知道如何称呼但想着又觉亲切的女人，不管叫她“阿姨”、“大嫂”还是“女士”（更别提“大娘”“大婶”了），都觉得不像。中国语言里好像真缺少那个词，方便我们见面时称呼。张洁的文章让人感觉她什么都明白一点，什么又都明白得不多。这欠明白的地方，便被她凑成了魅力，或者也就是她独特的“明白”。结尾她说：“这辈子怕是一次也醉不倒了。但我为什么又干了那许多像是喝醉酒的傻事呢？”——正是这类老于文字者的教科书式结尾。

张继高《精致难》（《张继高散文》）
　　以“三不”原则（不出书，不教书，不上电视）驰名的台湾文化奇人张继高，曾被好事者轰传为“台湾第一才子”，其中自不乏文以人传的缘故。细玩之下，发现这位本该写出放荡奇文的怪客，命笔行文竟格外中规中矩。所以张继高的成就，八成在于见识而非文章，在于能说出“我们的社会目前还缺少精致——包括能够生产精致和享受精致的人”这样的妙论，而不在于身体力行地写出精致之文。横向比较一下，诸如“还没读过一本专门研究见识的专书”之类病句，余光中或董桥先生是宁死不为的。

张默生《异行传》（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此书是一种特殊的传记文学，大部分传主都是作者亲自接触过的活生生的民间人物，如疯九、苗老爷、鸟王张、义仆等，另有义丐武训、怪杰吴秋辉等。虽然武训在“大批判”之后已尽人皆知，但当作者于三十年代撰著时却知者不多。即有知者，也必认为这些三教九流不配“宣付国史馆”。此书大旨，意为常人亦有懿德异行，芸芸众生不亚于大人先生。足见绝无腐儒偏见，颇具现代眼光。作者学养弘富豪阔，文笔摇曳多姿，读至痛快处，每欲浮一大白。我每当倦闻大人先生之高论，即读此书以舒愤懑，已不下三四过矣。

肖开愚《论疾病》（《散文与人》第五集)
　　一望可知的诗人手笔，即使文前加一“论”字，即使“作为医生”“曾经在医院里工作多年”，仍不减分毫。现在诗人太多了，作品太难以鉴定了，所以我只能偷懒，先试着看看他的散文如何，再做计较。能写一手好诗的，决无写不好散文之理。真诗人一旦写起散文来，其底线一般也会在专职散文家之上。肖开愚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结构挥洒不拘，见识出人意想，思维左右驰骤，语言处处讲究。肖先生真该多写一点，写得再野一点。

陈从周《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仙逝未久的园林大师陈从周先生，精研古典造园艺术，专业造诣为世公认。中国古典文化是整体性的，陈先生长期浸淫其间，一法通万法通，由造园而及于书、画、诗、曲，好之继以乐之，陶然而忘倦。米癫拜石为兄，人笑为痴；而老来痛失爱子的陈先生，则终生视石如子，自号“阿Q同乡”。晚岁情溢于衷，发为文墨，无不斐然成章，清朗可诵。先生之绝艺可传，而先生之痴心不可传矣。痛哉！

陈四益《绘图新百喻》(湖南文艺版)
　　陈四益先生的文字，应该属于国宝级，在我眼里是和大熊猫不相上下的。当然仅指他的“文言”，不包括其白话小品和近来越写越油的打油诗。这表明，“搭卖”之道是行不通的，陈四益“别才”惊天，这既成全了他，也限制了他，使他不具备两栖发展的条件。为什么非得两栖发展呢？套用马克思的妙语：我们羡慕狐狸的诡谲多智，为什么就不能欣赏刺猬的“只此一招”呢？——好久没能读到陈先生《绘图新百喻》一类的文字了，颇觉情绪怏怏。

余世存《说王——王小波的忧郁》（《重建生活》）
　　应该留意这位曾经有过不小地位而今一无所有的小伙子，他的见解未必总能启人心智，却是从大处着眼的。相比所有他阐述过的思想、观点，隐匿在这些思想、观点身后的人格化形象，无疑更值得刮目相看。某种与他的年龄似乎不相谐调的宏大关怀，总能时不时地把你打动，使你惊悸。他是否能成“大器”当然言之尚早，但有一点可以预判：他即使什么也不是，也不会沦为“小器”。移用他评王小波的话，他的声音或许暂时“不庄重也不雅训”，但却足够“沉重”。

吴 亮《批评即选择》（《文学的选择》）
　　海派批评家吴亮初出道时，还是颇可观瞻的。除了华彩的文句，佻荡的见解，还有那最能逗人心跳的“独立批评家”风采。我们愿意相信，他的评论不曾受人邀请，与请柬、机票、景点、纪念品等被别的评论家视为必备的要素无关。但许是受了定居地上海的强力牵引，再加又对“文学与消费”作了一番考察，他开始重新“选择”批评方向，从此远离文人书斋，转向热闹的画廊、咖啡馆。十年一觉，文字竟面目全非。当他将那些粗看煞有介事、细玩一派胡言的“吴侬格言”精细打造成所谓“老吴论语”时，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吴生老矣，语无伦次。所以情急之下，只能从事与妻子唱双簧，对时尚瞎点评之类粗陋活计了。

何其芳《画梦录》
　　重读此书，失望之余，大感欣慰。竟有人说，《野草》之后有《画梦录》，比拟不伦，莫此为甚。矫情恶俗的新文艺腔，或许以此书首开先河，至少是影响最著者。这种娇滴滴的伪浪漫主义，羞答答的小资情调，散文中的鸳鸯蝴蝶派，令人感叹现代汉语写作确实已大大地进步了。甚至当代如恒河沙数的晚报体业余写家，也足以傲视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散文巨子。今之写作者固然不应忘记先辈的筚路蓝缕之功，但也不必因其偶著先鞭而夸大其实际成就。

林清玄《温一壶月光下酒》（《林清玄散文》）
　　此文与董桥名文《中年是下午茶》题目何其相似!董桥和林清玄是港台两地“情调散文”的代表。港台两地都把男人女人叫做男生女生，所以许多港台名家的散文都有极重的学生腔。而其末流，则充斥着为洒脱而洒脱的假洒脱，为抒情而抒情的伪抒情。没有阳刚的黄钟大吕，只有阴柔的隔江后庭。唐代禅学的牙慧、宋元词曲的婉约、明季小品的帮闲，再加一点清末的鸳蝴派，你以为是新的，其实仅仅在现代汉语中有点新，底里却是文言滥调。这就是深受鸳蝴派影响又超乎鸳蝴派之上的张爱玲，在港台竟被顶礼为文坛“妈祖”奶奶的缘故。

南 帆《虚构躯体》（《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评论家南帆妙手偶得，妖刀一闪，竟然如此匪夷所思，好看煞人，直欲令本色当行之散文诸家汗颜。虽然引文甚多，不似散文本色，颇有学者掉书袋之嫌，然而细思之，也不奇怪，既对身体作运斤如风之裁剪，自当裁剪先贤文本。散文本无体，形散神不散，何如神散形不散？腹笥弘富，獭祭非病，要之宜巧施连缀，妙引无缝。倘若入而能出，以独造之匠心驱遣天下万物入造化大炉，则无往不可。虽大师奇文，何妨被我削铁如泥？

徐 晓《无题往事》（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
　　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徐晓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参与者。此文回忆了她与一代奇人赵一凡的交往。多亏了这篇文章，我们才得知，最早数期《今天》诗刊的全部作品皆由赵一凡一人提供抄本，因为当时连作者本人都不敢保存。《光明日报》打算公开发表遇罗克《出身论》时，也遍觅不得，只有赵一凡能提供抄本。此文文笔素朴，深情内蕴，是当代难得一见的历史性文献。赵一凡以虽残之身、不残之心保存了历史，而徐晓作为赵一凡全部收藏的指定继承人，不负所托地保存了这段保存历史的历史。不能保存历史真相的“历史”，只是谎言。

流沙河《锯齿啮痕录》（三联书店1988年1月第1版）
　　《今天》之前那些“昨天”的现代诗人，绝大部分都不宜写诗，而更宜写散文。以恶诗《草木篇》罹祸的流沙河先生也是如此。他的《锯齿啮痕录》，是我读过的回忆右派经历的最惨痛、最感人的文字，作者是极少数从噩梦中大彻大悟的先觉者。惟其如此，此书至今少有激赏者。如果没有这种大彻大悟，流沙河就不会悟入《庄子》，更不会写出《〈庄子〉现代版》。不过依我看，《〈庄子〉现代版》还是不写为妥，因为如果有必要的话，由我捉刀无疑更为相宜。

莫小米《缔结平衡》（《新民晚报》）
　　莫小米的小品篇幅虽短，却有一种纳须弥于芥子的大气，故不宜归入“小女人散文”。其幽默、机智固为女作家罕有，而能时刻保持篇幅和煽情的双重节制更属难能。但这种对通俗报刊规定篇幅的驾驭能力又实在是女性所长，达到了大家闺秀那种既不越礼又仪态万方的水乳交融。所以或许可以称为“淑女散文”。我从报刊中零散见过几十篇，很惊讶地发现她的产品质量极其稳定，配方也极少变化，你不会失望，但也较少惊喜。其质量三包，如同麦当劳汉堡。淑女而吃汉堡包，虽似滑稽不伦，其实正是时代潮流。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
　　本土学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序，一写写了八万字。旅美学者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序，一写写了十多万字，附庸蔚为大国，只好独立成书为《胡适杂忆》。显然两“刚”皆不知何为“刚刚好”。似乎才华过人，篇幅也非过不可。所谓“君子不器”，凡大才必不受世俗器局之拘束。故儒门东家之丘，也不得不浩叹“必也狂狷乎”?然而顾颉刚固然才华过人，文笔却枝蔓芜杂，清汤寡水。笔者不想在专“齐散人”的本文中为顾先生单列条目，若还有机会专“齐学人”，或可考虑。而唐德刚却一失手成千古事，无意间煲出一锅美（国）味的唐老鸭汤来。

秦 牧《细节》（《艺海拾贝》）
　　对于今天整个中青年一代人来说，秦牧先生是值得感谢的。在那个文学洪荒时代，学子饥渴难耐，秦牧先生说古道今的散文（准确地说应该是“读书随笔”），给青年人带来了丰富的文学滋养。本人就尝蒙深恩，理当没齿不忘。秦牧先生的高大形象，当年是颇可比附今之钱锺书的，何况当时几乎没有哪位青年听说过钱锺书，所以只能“不贤识小”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秦牧的文章实在简单了些。因为立意仅在普及常识，故硬伤虽寥，滥调却不少。当今有众多优秀读物可选择的青年，自不必再视《艺海拾贝》为十全大补膏了。

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读书》2000年第3第4期）
　　香港新生代作家黄灿然，最初是诗人，其后成为世界级大诗人的中译者，创作实践和广泛了解非汉语同行的双重功底，终于使他写出了这篇视野空前宏大、内涵无限延伸的划时代文献。也许有人会把此文归入理论或学术，但真正入乎其内的通人，必能出乎其外，正如中外所有的大师，他们的理论与学术巨著，都是绝妙的大散文。写出此文，作者就已跻身不朽。每一个有抱负的汉语写作者，都应该拜读这篇雄文。甚至置之座右，每当著作现世之后，自我膨胀之时，不妨用此文提供的世界级度量衡，正确掂量一下自己的真实斤两。

章克标《文坛登龙术》
　　与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区别是，马氏对自己的妖邪之说抱有求道的真诚，章克标先生则仅从“伎俩”的角度探讨，故“马基雅维里”之后可缀以“主义”，“文坛登龙”却只一“术”而已。章先生命笔时心中显有大块噫气，虽妙语频发，卓见纷至，还原幕后，仍一“厚黑”嘴脸无异，常常左手方自扇己腮，右手急自抚己臀。——老先生不久前忽发少年狂，以百岁衰颓之躯，发嘤嘤求侣之声，致使天下为之微耸。识者可否断为“文坛登龙术”之又一变招？

谢 泳《不近人情》（《谢泳居》网站）
　　造化没有赐给他更多的文学才能，看来是为了预防他心思太野，一不小心弄起了文学，反耽误了正事。这正事在于，充当中国当代文学的走方郎中，专司为文坛配方抓药，为文人正骨去痰。他出手快捷，反应神速，擅长在第一时间对无行文人、越轨文事作出判断。绰有余裕的现代文学知识，一方面固然使他的文章有公式化之嫌，另一方面却也使他的每一次判断都能找到坚实的立足点。谢泳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文人之镜，我是很愿意在这面镜子前照一下的，以确定那到底是一张脸，还是一副嘴脸。

葛剑雄《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往事和近事》）
　　葛剑雄与乃师谭其骧之殷殷师生情，在此浇漓之世犹如空谷足音。其名文《悠悠长水》令人想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千古绝唱，但我独喜此文。先生抉发冯道因深悯民生疾苦而不惜自污之隐衷，虽未必切合实情，然而言之成理，横扫陈见。比之腐儒立异以为高的深文周纳，麻木不仁的大义凛然状，尤其自见性情，大具慈悲之心。我是喜欢乱世的，乱世的坏处当然很多，但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大一统。乱世有自由而易死，大一统无自由而易活。至人曰：不自由，毋宁死。

傅 雷《傅雷家书》（增补本）
　　可遇而不可求的一部奇书，但把它视为《颜氏家训》《曾国藩教子书》一类读物，则又难免盲人抓药之嫌。我的建议是：完全不考虑其中也许潜藏有的教育意义，只以奇书视之。傅雷之教，除却风雅绝伦，还时时杂有惊雷，非耳聪目敏如傅公子聪者，难免失聪。何况，傅聪惊闻之下是否已有失聪，旁人原也难猜。我感兴趣的，是奇人傅雷，而非“傅雷是如何教育儿子的”。后者属晚报类话题，与傅雷本无干系。

新凤霞《发愁与胆小》（《太阳下的风景》）
　　作为专业评剧艺人，她很著名，可惜我没眼福。作为业余散文家，她没写过名著，但我却眼福不浅。她文化不高，但有可贵的良知。比如关于发愁，她认为：“一个人从小就应该锻炼自己的头脑勤于思考；人身上的各个部位经常使用都有好处，但头脑是统帅，要首先锻炼。”然而有头脑就要发愁，但她不反悔。再如关于胆小，第一次坐飞机，刚刚上天她就吓得大嚷：“停一下！我要下去。”乘客大笑，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从一九五七年起，她的胆子就吓破了。我忍不住大笑，如果没有胆子，她还敢这么写吗？可见她不仅有脑子，而且有胆子。

蓝英年《法捷耶夫之死》（《寻墓者说》）
　　因为地缘政治和文化运命上的关系，一说起苏联作家，总会开启中国知识分子的泪囊，使他们唏嘘感叹，情动难已，同病之怜，敌忾之气，遂杂沓而出。当然，还得看由谁来“说起”，如果由王蒙先生起头，由于谁也不清楚他在其中羼入了多少恩怨莫名的题外因素，圈内圈外，常常竟不知何种读法系正解。如果由苏俄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来“说起”，由于作者笔如止水，心动而幡不动，往往立时便生出一派纯正之气，依稀能闻见狄康卡的老橡树味，能瞥见贝利亚闪烁的镜片——何况，作者的文笔亦极高明，正可见俄－苏文学的浸淫之功。惟对索尔仁尼琴痛诋不休，令我不快。

筱 敏《消失》（《新时代的忍耐》）
　　对往事的痴迷，对高飞于往事之上的抽象物“时间”的好奇，加上高敏度的感性、女性味的智性和基本上够用的语言才华，构成了筱敏的突出特质。她的写作与切身经历关系不大，她不是那种靠旅游行踪、意外变故、社交风云提供写作灵感的作家，她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清夜扪心时的所思所想。和普鲁斯特一样，她似乎哪儿也不去整天躺在床上也能写出漂亮文章。她的思维与梦境有着明显的瓜葛，我们永远不知道文章的下一自然段将如何开始。现在评论她的成就也许为时尚早，但仅仅展望一下，对我也是一件快事。

廖亦武《算命先生孔庆天》（《八面来风》2000年第3期）
　　诗人廖亦武（老威）重出江湖，编了两本好书。我幸运地买到了《沉沦的圣殿》，但至今没有觅得《漂泊》。在杂志上看到此篇，我疑心就选自后者。廖亦武编的两本书，都立足于江湖，这是极为可贵的。他帮助读者看到了被庙堂的喧哗遮蔽了的无声的中国，听到了无声背后的呻吟与饮泣。而在这位信口开河为人测算流年的孔子七十四代孙孔庆天身上，我看到了孔子的思想被庙堂加工成僵尸之后，他的精神依然流落江湖，并终于和江湖浊流合污，这再次证明儒学及其余毒，至今依然是中国脱胎换骨的最大障碍。

魏明伦《自序》（《巴山鬼话》）
　　魏明伦以鬼才自居，靠鬼话蒙世，本人虽素不信邪，但为面子起见，折扣来折扣去，到头来恐怕也只得尊称他一声“魏半仙”。“魏半仙”戏剧方面薄有才华，大具盛名，虽出身草台班子，青云之志竟迟迟不坠。为使文名长盛不衰，仗着多年奔走码头的经验，遂决意走江湖异人路线，不惜“委身于鬼”，放胆一搏。一部《巴山鬼话》，每个字都当当作响，数说着主人的“天赋鬼秉”，不同凡响。然才具之丰不抵学养之乏，整天忙做相如赋，却直教司马青衫湿不休——我们都知道，“巴山蜀水”的无限风光，可不是由酸气刺鼻的“浦江秋雨”成全的。

                                                                 （摘自书屋）

[ 本帖最后由 晨光 于 2006-11-22 18:01 编辑 ]

呵,好多书名都不知呢,值得评的似乎应该看一看,
LZ继续啊

好啊好啊！

也欢迎你经常来本版坐坐，拜读过你的很多篇大作，两个字——“崇拜”！

希望多来本版灌水啊！

引用:

原帖由 二十四桥 于 2006-11-22 12:14 发表
呵,好多书名都不知呢,值得评的似乎应该看一看,
LZ继续啊

　　　　　　　　　　　　庄 周

　　世纪临近结束，文苑好事者颇有年终盘点之癖，诸如给大师排座次、为小丑点白鼻之类，赏善罚恶，层出不穷，宛如最后审判。笔者自从辞去漆园之职，也颇为好事。然而众所周知，笔者宗师老聃，与儒门宗风不同，依吾师教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下文所论诸家散文，不作盖棺之论，仅出游戏之笔。当世巨子，必有遗珠；跳梁小丑，偶或齿及。为避排座次之俗套，特以姓氏笔划为序。本拟凑满百数，然忽忽似有倦意，遂罔顾数之圆满，权当不齐之齐。呜呼！千载之后，无非枯骨，何必作蜗角蛮触之争？ 　　
　　巴金《随想录》

　　巴金被人们当成了道德偶像，与此同时背叛了他的道德。儒家中国最大的文化病灶就是“圣化情结”，因为无神论的民族需要用圣人代替上帝。然而正如信仰上帝的民族却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信仰圣人的中国人通过把有德者圣化，也杀死了有德者及其道德。既然道德只有圣人才有，那么远离神圣的凡夫就不必愧疚自己的堕落。巴金是可敬的，因为他是忏悔者。而且他知道，人必须忏悔，但任何人无权要求别人忏悔。

　　丰子恺《作客者言》（《缘缘堂随笔集》）

　　至情至性、儒雅谦和的子恺居士，不承想也有这般头角峥嵘、字字藏刀的笔墨，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俗世礼节，渲染成惊险小说般的恐怖。视角诡谲，笔法多变，叙述流畅无比而竟能步步出奇，语言风趣至极而竟能险象环生。这里分明蕴含着某种一言难尽的高明：勘破红尘但坚持厚爱生命，挑破机心仍不忘一笑嫣然。人是独一无二的，文自然也难逢其俦，遂成空谷绝响。

　　王了一《关于胡子的问题》（《龙虫并雕斋琐语》）

　　《代序》中说：“正经的文章不能多产，要多产就只好胡说。”指的是通例。先生是特例，所以做正经著作《古代汉语》的王力颇为多产，而写胡说散文《龙虫并雕斋琐语》的王了一并不多产。学问家而文字清通、妙趣横生者实不多见。以产量较低之故，所以没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影响大，但质量并不低。何况真有与沈从文讨论古人胡子的“胡说”文章，如此妙文自然不可不读。

　　王蒙《作家是用笔思想的》（《读书》1990年第1期）

　　王蒙聪明过人，素以机智闻。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剧沉浮，赋予他警觉的眼光和良好的分寸感，他的前卫意识虽说不上老而弥坚，又的确算得上持之以恒。多智机警的王蒙固然与纯情文字绝缘，但也正因为与纯清路线早早地划清了界限，不存非份之想，当他把自己的天赋移向世间时，我们反而有幸读到了堪称典范的议论文：所有的环节都很到位，再加一点羞怯的前卫。

　　王朔《我看金庸》（《无知者无畏》）

　　王朔在散文领域的特别之处，就是空前绝后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这指的是内容，几乎相当于巴金的“说真话”，可惜这只是指语言形式。结果就成了这样，他吃进去的是什么，屙出来的也是什么。王朔是当代文坛的一条直肠！他屙出来的东西之好坏，取决于他吃进去的东西之好坏。不幸的是，他是个没喝过多少文学乳汁的文化弃婴。正如他承认的，他是个无知者。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

　　知青王小波在文革之后游学西方，得出一个结论：自由思维是人的本质，追求智慧是思维的乐趣，参差多态是人生的主要幸福。于是他归国后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杰出批判者，不遗余力地提倡有趣。在这篇代表作中，他以大无畏的胆识，批判了刻意统一中国人的思想和愚弄中国人的精神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

　　韦君宜《编辑的忏悔》（《思痛录》第十四章）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是《金光大道》等文革伪文学的组织炮制者、经手出版者，她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思痛录》，作为共和国出版史的真相揭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足资今人和后人引以为戒。在《编辑的忏悔》中，韦君宜承认，作为编辑，她长期从事的工作，就是在编造和出版谎言。

　　北岛《朗诵记》（“新语丝”网站）

　　北岛首先是一个比世人觉醒得更早的杰出诗人，小说《波动》也充分表现出他的全面艺术才能。而《朗诵记》记述他浪迹异国的游吟生涯，则表现出他决不狂热的可贵自嘲。民族诗人与异国文化的异质和冲突、各国诗人的反叛立场与全球化商业社会之间的互相对抗和紧张，在这篇绝妙的散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史铁生《我与地坛》

　　史铁生有一种在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的高贵气质，该气质的形成不宜被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生理层次，至少，我被他打动与那把轮椅无关。语言素养很高，有一种特殊的“笔墨博学”，这使他的展开方式永远显得从容不迫，驾轻就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情感构造，既纯粹又老练，既世故又无邪，既锐利又开通。

　　龙应台《小城思索》（《〈书屋〉佳作精选》）

　　台湾龙应台女士，是一个典型的散文家。然而生气有余而沉稳不足，文风轻快也常常不自觉地流于轻率，议论风生而时时失控到风泼。虽得一时大名，经得起大浪淘沙的佳作却鲜。此篇或因篇名有"思索"之故，略添沉著之气。故聊备一格。

　　刘小枫《记恋冬妮娅》（《重读大师》）

　　学者刘小枫的散文成就远远高于许多职业散文家。刘小枫是新时期极少数勇于担当而决不哗众取宠的杰出思想者之一。宗教性的表述导致了浅薄的时代对他的冷落，但也同时使他的文章具有当代罕见的人性深度。新时期以来采取宗教维度的作家非止一人，但仅有他显示了宗教的温情。《记恋冬妮娅》表明，宗教源于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而非来自外在的压力和灌输。

　　李敖《由一丝不挂说起》（《独白下的传统》）

　　饱学之士大多拘谨守礼，肤浅之辈大多腾嚣猖狂，李敖博学直追锺书，狂癫不让梦露，真言与呓语齐唾，风雅与风泼共舞，若仅以此标准相衡，自视为“五百年第一人”，倒也并不唐突，何况锺书不屑与他论列，梦露的两只“大奶奶”又摇向别处去了。谈论李敖的难处在于，他在当代中国缺乏可资比较的参照物，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自说自话，自弹自唱。他的可敬在此，可悲亦在此。

　　李辉《沧桑看云》（《收获》杂志）

　　当代西方有一种新兴的服务性行业，专门陪孤独老人闲聊。李辉是一个高级陪聊者。他专门寻找那些文化界幸存的寂寞老人闲聊，让他们吐苦水，发牢骚，通过回忆的魔术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者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圣徒或受难者。控诉前朝是中国传统的又一个文化病灶，李辉的顺势疗法帮助老人们治愈了精神创伤，但年轻人却不得不顺势而下继续品尝新的精神创伤。李辉站在老人们的肩上，但老人们的肩膀是软弱的，因此李辉的立足之处，正是他的陷落之处。

　　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十作家批判书》）

　　朱大可是鲁迅笔下最典型的"流氓加才子"型作家。如果说王朔的文章一口痞子气，那么朱大可的文章就是一身流氓腔。有人正名说，痞子气的王朔自己并非痞子，这我绝对相信，因为流氓腔的朱大可也并非流氓。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才子，真正的痞子和流氓决非才子。但正如鲁迅所说，京派痞子近官，而海派流氓近商。所以王朔打着官腔讨伐金庸，朱大可靠着书商讨伐余秋雨。

　　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美学文选》第一卷《谈美》）

　　作为美学家，朱光潜不满足于关在书斋中研究理论，他花了很多精力把审美眼光推广到大众之中。他的《谈美》和《谈美书简》，对于把中国人从泛政治化的畸型视界中解放出来嘉惠实多，而尤以《谈美》末章中的此篇具有代表性，以至于阿尔卑斯山谷中的这句旅游广告语“慢慢走，欣赏啊”，成了唤醒中国人古老艺术心灵的一时名言。

　　朱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逍遥读〈红楼〉》）

　　朱健先生含三湘灵气，得楚骚风云，搦管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丽色，不逊佳人。虽然，恣肆者难免自持不足，汪洋时偶或漫过堤岸，视如缺陷固可，视如特长亦无不可，前人不云“缺点是优点的延长线”？所谓《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其实只照亮了作者一人，照暗了被评者一人，而明暗之间，倏忽万变，正可引来芸芸看客驻足齐观。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

　　历史学家朱学勤而能在散文界立足，除了显而易见的文学天赋，还与他注重学术活动的“地气”有关。这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分明暗含了极具思想价值的学术发现，但还原文章本身，却与作者念兹在兹、无日或已的人文关怀有关，它是属于田野乡村的，是可以用丰沃肥美形容的。它表明，沉郁痴迷的情感不仅不会妨碍思考，反而会使思考得到附丽，并由此走向独特、强健和成熟。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学语文教材》）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张六合彩，朱自清先生赖此文赢得的声名，相当于花五元钱中了五百万。结构呆板，情感暧昧，联想不出香草美人，比喻无不家常庸劣。作者年未届而立，满纸却一片迟暮之气，而朽腐之绮念又纷至沓出：乍别妻儿，方沿荷塘，满心满眼却尽是“亭亭的舞女的裙”、“刚出浴的美人”，青雾成“牛乳”，叶子见“风致”，杨柳含“风姿”，“于是妖童嫒女，荡舟心许”，恶俗之气，弥漫荷塘。

　　老舍《我的母亲》（《老舍散文精编》）

　　写小说的老舍和写散文的老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前者可以做后者的教师，后者甚至不配做前者的学生。差距就那么大。这和创作态度有关，也和个人的才华构造有关。这篇《我的母亲》，因叙述对象过于特殊，由不得作者草草对付，遂稍可读，稍可感。末句云：“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江小燕《致余开伟先生》（《〈书屋〉佳作精选》）

　　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

　　陈村《意淫的哀伤》（《〈书屋〉佳作精选》）

　　知青作家陈村在小说能源枯竭之后，成为嬉皮的小品文高产作家，写作沦入流水线作业。然而在这篇实属罕见的优秀散文中，他在固有的机智和俏皮之外，融入了一种深沉的人性哀痛。在贾宝玉和西门庆两个极端的艺术典型中，他深刻洞见了性与爱的近乎不可逾越的鸿沟。

　　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

　　陈丹燕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移花接木，结果使上海人和非上海人都产生了阅读期待。风花雪月本属华夏文化之精华，它可以存在于任何中国内地城市，却独独不会出现在上海，现在居然被发掘出来了，上海的附庸风雅者当然要争相阅读。但上海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代表，急于追慕西化的内地人当然把上海的伪巴黎风情看作风花雪月，于是内地的附庸风雅者也争相阅读。把这本书称为《上海的附庸风雅》显然更恰当，但那样一来，就没什么人会读此书了。没有误读，就不会有畅销书。

　　沈从文《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湘行散记》）

　　沈从文的散文，像他的小说一样浸透了湘西的风情。沈从文是湘西之子，更是大地之子。正如湘西离不开沅水、澧水，沈从文的散文也像他的小说那样，氤氲着湿润的水气。这篇散文，正是最典型的沈记散文，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间离于时代主题、超越于党派之争的人道主义作家的温润情怀。

　　何清涟《漫游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国费城》（《〈书屋〉佳作精选》）

　　何清涟有一种在野的入世激情，这既是她令一部分庙堂先生不快的原因，也是她在民间赢得广泛喝彩的原因。她的思想明晰准确，擅长用最“经济”的方式表达最难缠的话题；她的语言率真直白，但仍不失凌厉锋芒，恰如记者本色。她进入散文界似属误打误撞，然踹门而入之势，竟无法阻挡。稍想原委，或许在于她博涉众域而无玩味之意，志存高远而无冠冕之虞，秀旗甫展，顿时猎猎生风。

　　苏青《我的手》（《苏青文集》下册）

　　由我来挑选的话，苏青《我的手》是可以入选中国世纪十大散文而无愧色的，而且我还不想让它叨陪末座。这只“手”似乎是在为罗丹准备创作提纲，酝酿创作激情，一经完成，顿归不朽。寥寥千余字，人生的沧桑，世态的寒温，于不经意间如根根骨节暴出。一折杰出的文字戏剧，一帧卓绝的文学特写，读罢喝茶不是茶，见手不是手。

　　邵燕祥《我代表我自己》（《忧郁的力量》）

　　老诗人邵燕祥，近年全力耕耘散文，再次验证了“工夫在诗外”的格言。这篇散文在普遍缺钙的当代文坛中，具有罕见的刚猛力量。这是一篇并非宣言的宣言，一篇当代知识分子宣布思想独立的战斗檄文。邵燕祥认为，“声称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人”，怎么能代表“我的七情六欲，我的意志和愿望，我的是非和爱憎呢？”“我代表我自己，而且，只有我代表我自己。自己的代表权，是没有人能代的。”

　　汪曾祺《跑警报》（《蒲桥集》）

　　汪曾祺的散文，与他的小说在风格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他的散文是笔记风格，而他的小说也被称为新派笔记小说。他承认不喜欢唐人传奇，而喜欢宋人笔记。这篇《跑警报》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笔记风格。作为一个末代江南才子，他的散文浸透了古典中国的文化精髓，包括绝妙的机智和散淡的性情。他认为中国人久经忧患，心理有很大的弹性，所以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不在乎”。他认为具有“不在乎”精神的中国人，是永远征不服的。

　　扬之水《中年情味》（《脂麻通鉴》）

　　自我感觉比实际能力高出一肩者是可恶的，自我感觉比实际能力低出一头者是可敬的，扬之水可贵而又可憾地属于后者。心或许高于顶，头实在低于踵，仿佛用一枝出水不畅的原珠笔写作，每写一字，即须轻呵笔端；仿佛在一间有婴儿熟睡的小屋里动笔，凡放一言，必要轻压稿纸，唯恐弄出多余的声响。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何妨说”，“又何妨说”，“但如果说”，“或者可以说”，到头来，免不了还要低眉下气地问一声：“恐不致大谬吧”？——真想说一句：大姐，你大胆地往前走。

　　余纯顺《滴水之恩》（《孤身徒步走西藏》）

　　君行健，文字自然刚强不息，其势如影随形，如风激浪。一条孤身徒步闪现在雪域高原上的绝代好汉、“醒世男儿”，他的心潮心声，足迹奇迹，又岂止值得瞩目而已。散文从来不应由所谓“美文”独擅其美，它更应成为人类精神的载体，包括壮士的侠肝义胆，赤子的赤诚情怀，行者的精神家园。何况，作者的文字也实在不赖，正应了那句评语：一千个旅行家也走不出一位余纯顺。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余光中散文选集》）

　　余光中是让人浮想联翩，情不自禁的，最易想到“下凡”之境。他的缺点也许在于过分完美，风格一以贯之而较少变化，一句话，一个天生的文学主义者。语言，无可挑剔，漂亮至极；性情，婀娜多态，繁复丰饶；学养，充沛饱满，素无硬伤；见识，高蹈昂扬，一语可缄众口。此诚非常之人，故当以非常之境责之：化板为熟，神乎其技，君固游刃有余，练熟为生，独辟穷荒，尚待更上一层。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我能否相信自己》）

　　余华是出色的小说家，对世界有完整的看法。而不写小说或小说写得不出色的其他散文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常常是支离破碎的，互相矛盾的，出尔反尔的，心血来潮的。这篇散文表达了余华对自己的可贵质疑，标题所问的是，“我能否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借用了艾萨克·辛格的哥哥对弟弟的教导：“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此话使辛格成了小说家，也同样激励着余华作为小说家的自信，但使他时刻警惕不要成为一个空谈家。

　　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想飞的翅膀》）

　　余杰入选，当然不是根据他的成就，而只是根据他闹腾出的声响。他好斗但不是斗士，他过早地把自己的角色绑定在绷床上，结果便只能以“蹦极”的方式在文坛颠跳。问题是，那绳子扎得太紧，像一个水手结，他自己完全不具备解开它的能力，他只能由着蹦床的弹性，周而复始地起落不已，亮相之日即出丑之时。可怜的孩子，谁能救救他呢？

　　余秋雨《酒公墓》（《文化苦旅》）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论，喜爱者有之，憎恶者有之。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文笔和才情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媚俗的矫情和明星的做秀使他失去了丰厚和博大。但在这篇《酒公墓》中，他对这位学逻辑的同乡先贤因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潦倒颓废的悲剧命运的深情惋叹，却是感人至深的，而且切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

　　辛丰年《两全其美，有得有失》（《如是我闻》）

　　将该文首段略改数字，稍添数语，即可移评其文其人：文学和音乐他都有兴趣，对于二者的相通又不相同，可以交相为用，也很感兴趣。不仅于杂览之中兴会淋漓俯仰其间，还以此为话题，献上珠玉一盘。说是“无非向大家推销严肃音乐而已”，实则大珠小珠，珠玉激溅，还向读者奉献出了天下罕见的至情文字：用心灵感受音乐，用旋律制作文章。观此一文，有得无失。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书屋〉佳作精选》）

　　厚积薄发，一气呵成，以大爱写真情，开创了中国散文写母亲的新纪元。

　　金克木《鸟巢禅师》（《天竺旧事》）

　　经过五四洗礼的金克木，年轻时游学印度，虽然并非重走法显、玄奘之路，但体现出的是相似的求道精神。他晚年记述旧时行迹，在品味印度文化超然于时间和历史维度之外的永恒精神的同时，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与包容。而这位受到印度人民敬重的住在树上的现代中国和尚，正是这种精神的一个化身。

　　茅盾《白杨礼赞》（《中学语文教材》）

　　像挖深井油田那样试图在一花一木中找到莫须有的理想、精神、气节，是中国文学的一道传统招牌菜，其滋味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在一盘麻辣豆腐之上。茅盾先生这篇名文当然也没有成为例外。也许，正因为文人们对讴歌蚂蚁，礼赞白杨过于热衷，才使得中国文化的博物识性之学迟迟得不到发育。不必说，它除了容易滑入滥套之外，还与“虚伪”有着可疑的暧昧关系。

　　林语堂《所谓名士派与激昂派》（《人生的盛宴》）

　　林语堂文章不好，文字俊俏，于是便一俊遮百丑了。他属于那种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被自己逗乐的类型，妨碍他写作的，不是文思，而是突然萌发的朗读一遍的冲动。所以他成了小品文天才，感兴趣的不是文章的做法，而是言语的说法，最容不得言语无味。比如针对文人的颓唐陋习，他评论道：“什么‘生性疏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疴’诸字太风雅了）。”——括弧里的见识，实有药石之效。

　　林贤治《夜读遇罗克》（《〈书屋〉佳作精选》）

　　林贤治视野恢廓，持论正大，文字如激射之箭而无毒镞，议论有板有眼，见识清畅可嘉。作为思想家，他固然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一截夹缠的头发丝待梳，首要的任务便是清理庞杂的思想来源，以使自己不仅在性情上，更在思想上做到空诸依傍，直抒己性，大写己意。他有这个能力，应该也有这个抱负，以他的学理胆识，情性血气，假以时日，必当赐人以狂喜。予姑待之。

　　杨步伟《杂记赵家》

　　语言大师赵元任之妻杨步伟，在这本绝妙的小书中，记述了随夫游学欧美的奇妙经历，广泛撷取二十世纪初年游学欧美的众多中国名流的生活趣事，从中不难捕捉当时中国文化融合中西、力图东山再起的雄心。文笔虽业余，然而避免了书生之病，故而爽朗好读、逸趣横生，不失为不可多得的笔记散文的妙品。

　　杨绛《孟婆茶》（《将饮茶》）

　　一种吴派太极拳风格的文字，内力浑厚，一招一式皆缓极静极，专注于守，反弹力又极为惊人。虽然近来因家门惨痛而有点情绪失控，笔墨失检，但当其全盛期（也就是十年前罢），实在是雍容高贵，宁静致远，有灼灼之华，无夭夭之态，婉而多讽，曲而有致，收拾停匀，一派大家风范。——杨绛先生提醒我们，文学家也该和政治家一样，实行退休制度，不必战斗到最后一息。

　　杨朔《荔枝蜜》（《杨朔散文选》）

　　杨朔的散文是比较老派的，讲究构思布局，追求炼字敲句，然而由于主题先行，意义至上的缘故，这一份可贵的努力，竟没有获得相应的酬报。由于杨朔习惯于在篇末点出的主题总是过于高亢伟大，读者层次不够，只能要么倍感惭愧，要么觉得怪诞，要么干脆直斥之为做作。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

　　郁达夫《故都的秋》（《大学语文》）

　　这样深沉的题目，交由这样感性的诗人来做，做得不好才是咄咄怪事。达夫先生既有江南“秋士”之悲，又有朔方豪客之爽，笔尖里遂有一份奇特的磊落水感，时而流动，时而郁滞，时而轻滑，时而磕绊。只是，由于太过寄望在对比中求得意蕴，文气难免由亚热带的滂沱大雨转为副热带高气压带地区的绵绵梅雨，反使元气受损，高明遂降格为聪明。

　　周作人《三礼赞》（《知堂文集》）

　　分别是“娼女礼赞”“哑吧礼赞”和“麻醉礼赞”，虽为闻道之语，实属见性之论。庄谐并出，严温交加，“词虽粗鄙，亦有至理存焉”，意纵亢强，亦有低徊之音。知堂之文，原需绕树三匝，知堂之论，每多黄河九曲。至于何处趋缓，何处渐急，恰可留待看官好生揣度，如那只觅枝之鸟。说到引文甚夥，不正是知堂特色？

　　周泽雄《说狂》（选自《当代眉批》）

　　周泽雄如同语言的炼金术士，寻常话头，转眼点石成金。文采汪洋恣肆，思致倚马万言，妙语如演连珠，骏逸如春梦无痕。品读此君文章，如入阆苑仙林，中外艺事史迹的弘富宝库被作者挥酒自如地任意驱遣，散文之丰美蕴藉、韵致悠远，堪称一时之选。本文中摩状狂语惊世的天才作家“如一个卓越的将领，总能以奇妙方式率领词语方队抵达真理的要塞”，虽非自况，却正可视为夫子自道。

　　张爱玲《更衣记》（《私语》）

　　彗星经天般惊鸿一瞥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是在小说和散文两个领域都取得独树一帜的巨大成就的极少数二十世纪中国大作家之一。《更衣记》在其散文中的地位，恰如《金锁记》在其小说中的地位。她以炉火纯青的独特语言，在这篇散文名作中，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寄以深切的人性感慨和对时尚的绝妙讥讽。

　　张承志《天道立秋》（《荒芜英雄路》）

　　张承志斗志高亢，性情矫激，独往独来，攘斥异己，擅长以肝气为文，以肾火燎人，其内在心理图像或有幼稚之处，然发为文章，犹不失为可观。尤其，当他将自己充满神经质的锐敏气质和冰雪敌意，矛头反转，对准自己的灵魂或自然界时，立时便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字风景。他的感性饱满有力，文字如脱壳之稻颗颗射出，思绪（不是思想）如出栏之牛漫向山野。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

　　语言是生命的存在方式，思想是烈士的复活方式。这部帕斯卡尔风格的思想札记，具有难以言喻的坚忍和光芒--而不是想当然的苦难与愤懑。作者只以“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话”，而不是“镖客的语言”，他告诉我们，“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他果然发光了，向我们走来了，穿透时代的铁幕，心灵处子般纯洁，思想哲人般成熟，意志殉道者般坚韧。

　　张中行《书蠹行述》（《读书》1990年第8期）

　　张中行冬行春令，老来卖俏，如一锅培养三百年的老汤，甫一出炉，便烫煞人嘴，吓煞人香。老夫也而有听琴之意，老丈也而有叫春之心。其文自顾风前影，其意临去几回头，一波三折，三唱九叹，恨不得把箱底翻转，酒窖踢破。风尘中有风情，老练里含老辣，似直而隐，似隐而彰，似彰而雅，似雅而晦，其文可测，其心难测。

　　张远山《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乌龟》（《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

　　深刻的思想往往失之生涩，俏皮的文字往往流于肤浅，张远山是少见的例外。在这出由“睿智”执导的兔子——乌龟滑稽剧中，唯一没有被愚弄——弄愚的，只有幸运的读者。作者的思维如兔子般灵动无羁，思想如乌龟般脚踏实地：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逻辑力量，却又被脱兔般的思维速度席卷而去。作者展示的并非作为技巧的思维，而是一项人文实验：思维之光可以如何映射社会，烛照世象。

　　郑逸梅《名片谈往》（《清娱漫笔》）

　　“博古架”郑逸梅热衷于以“小卖部”的方式销售他的骇人腹笥，虽属小本经营，但绝无假冒伪劣，因而无需声明“如假包换”。一个充满“清娱”笔墨的时代是可怕的，但一个不容此类笔墨插足补白的时代更加可怕。我们的时代当然没那么可怕，只是有点可悲罢了，因为我们发现，随着斯人长去，这样的文字竟也随鹤俱杳，渺不可闻了，仿佛书桌上那盆摇曳多时的文竹瞿然枯灭。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是个典型的哗众取宠者。正如《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是个哗众取宠者。世间自有诲淫诲盗者。批判人性阴暗和文化弊端，若不能指明向上一路，那就等于为天性下贱者开堕落启蒙课。比如《厚黑学》一出，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非脸厚心黑就不能恭喜发财，于是竞相厚黑。《丑陋的中国人》一出，中国人也恍然大悟，原来我的丑陋得之光荣的祖传，而且与其他同胞比起来，我简直是个大圣人！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中学语文教材》）

　　郭沫若（挂名）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坦率地说，柯灵先生的文字，观赏价值始终大于思想价值。它是可以消夏可供倚枕的。这样的文字在五四前几乎无可称道，在“新文言”可供瞧个新鲜的今天，当然也就物以稀为贵起来。不过，《遥寄张爱玲》是难得的例外，真情贯注，思绵意长，老骥一嘶，声震云天。想到一袭旗袍的张爱玲在国内重新现身，此文功不可没，天下“张迷”爱屋及乌，能不对柯老先生感激涕零？

　　胡河清《打狗棒法精要》（《胡河清文存》）

　　文学评论，按传统分类是算不得散文的，除非像胡河清那样写：用心理解，用血验证，追求以理服人，但绝不放弃以情动人，笔下无虚誉，心中有至诚。胡河清文章的“精要”，当然不可能在寥寥千字的“打狗棒法”里尽窥其详，但措其大概，仍有如下心得：思维舒展，情性率直，笔墨空阔，见识新奇，最可见出评家的“玩味”之功。

　　胡适《追悼志摩》（《胡适散文选集》）

　　在别人还只是区区“文青”之时，胡适已早早“德高望重”了。名至实归也好，其实难副也罢，有一点似可断言：“德高望重”的身份于散文创作有害，运思之际会多出一份额外顾虑，又得驰骋情怀，又得提防着别让情感妨碍了身份，难免左右掣肘，文字难安。这是天下“大师”之辈的难局。结果，为了表达“德高望重”的哀思，胡博士居然揣想起我们的诗人如何“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来，真让人啼笑皆非--话说回来，没有胡适的首倡之功，也许今天我们还在诗云子曰，之乎者也呢。

　　赵丽宏《花痴》（《岛人笔记》）

　　赵丽宏当然不是鸡肋，食之固然无味，弃之绝无可惜。啊，赵丽宏，你是一枝红烛呀，燃烧燃烧，只顾自己继之以泪，增之以灰，哪管别人味同嚼蜡，苦不堪言。洋洋数百万字散文，竟无一句使人惊喜，使人发愣，使人生疑，赵丽宏真称得上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歪诗为证：一字一字又一字，字字奉旨字字纸；词在字外诗安在，风在云头尽兴撕。

　　赵无眠《假如阿Q还活着》（《书屋》1997年第5期）

　　旅美小说家赵无眠，近年别创一种“流寇型”散文（并无贬意），笔走偏锋，文思佻荡，挥洒自如地运用时空蒙太奇，忽而思接千年之遥，忽而妙想万里之远，突梯滑稽，仪态万方，于博学巧思之中运斤如风，千里走单骑地长途奔袭，妖刀一闪，兵不血刃，轻取上将首级于百万军中。以准小说的方式悬想“阿Q”生活于当代之种种可能的悲喜剧，正是本篇特色。

　　赵鑫珊《诗化自然哲学》

　　哲学家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决不可能是矫情的妄人。诗歌曾经被汪国真的矫情所糟蹋，我忍受了，因为我还有中学生不读的哲学。散文曾经被余秋雨的矫情所糟蹋，我也忍受了，因为我还有大学生不读的哲学。但是现在哲学被赵鑫珊的矫情所糟蹋，我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难道僵化的官方哲学，只能用如此拙劣的代用品来取代吗？这也太过分了！

　　钟鸣《圣人孔子·里尔克·苏格拉底和独角麒麟》（《畜界·人界》）

　　诗人钟鸣开创了一种怪异的文体。他驱遣中外古今的人、兽、神、妖，无所不用其极，其引文密度不亚于钱锺书的《管锥编》。在哥特城堡式的阴暗织体中高速运行的钟鸣犹如一只灵异的蝙蝠，他足以凭借自备的超声波而绝无撞墙之忧，然而头晕目眩的读者则难免一头撞在南墙上。对于同样是蝙蝠的读者来说，读他的散文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他像《管锥篇》一样，拒绝了注定平庸的绝大多数读者。

　　残雪《艺术复仇》（《〈书屋〉佳作精选》）

　　残雪的写作是实验性的，阅读残雪同样是实验性的。她不断打捞自己的内心，读者则不断打捞她的文字。想通还是没想通，对残雪不构成命笔前提，她感兴趣的是思绪的展开方式，意念的流动轨迹，情感的生成路径，而不是准确地捕获它。正如“残雪”二字本身极具意象张力，残雪的所有文字，同样呈现为纷繁迷离的意象群落，它是动态的。我们接受她的邀请，成为永恒现场的目击者，而不是急切地要求抵达。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

　　顾准与陈敏之在文革期间的秘密通信，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在此文中，作为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的顾准指出：“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他要问的新问题是（借用鲁迅的名言）：“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严格说来，永远不会过时。

　　贾平凹《丑石》（《抱散集》）

　　贾平凹的审美意识有些畸型，缘于他的审丑意识过于突出。这个从千年帝都走出来的当代作家、思想观念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农家之子，是传统中国全部密码的当代活标本，或者说是美丑难辨的活化石。《丑石》是一篇美文，一篇审丑的美文，也是作者不自觉的自画像。他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他同情于丑石的“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同时“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丑耶美耶？渺小乎伟大乎？让时间来裁判吧。

　　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

　　造化钟神秀，华夏诞锺书。作为学者，钱锺书具有泰坦巨神的伟力，作为小说家，钱锺书具有峥嵘特出的奇异素质，作为散文家，也许他只具有聊备一格的价值。它的优点和缺点不相上下，且呈齐头并进之势，而且要命的是，别人固然无法企及他的长处，甚至无法避免他的不足，正如我们无法指责太阳为什么那么喜欢炫耀一样。钱锺书亘古不变，所以，一切就看你自己所在的身心季节了。

　　聂绀弩《论怕老婆》（《蛇与塔》）

　　聂绀弩的文章一如黄山松，总是立论于险地，让读者乍一看不禁失笑，断言是个谬论。然而此公的能耐在于，他丝丝入扣地开启读者的自疑，最后让读者明白，自己习非成是的意见，才是真正的谬见。比如关于“怕老婆”，他这样认为：“人们喜欢把这一术语对于某一特定人物说来说去，用意盖在于叫他们夫妇之间恢复怕老公的常态云。”于是自以为立于不败之地的读者感到了地震般的撼动，而作家手植的黄山松在寒风中壁立千仞。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这篇报告文学，是我们这个报告文学时代的开山之作。此后不久，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而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来不及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英年早逝。因此科学在欧洲是定理，而在中国依然是猜想。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报告的消息常常令人生疑的缘故吧。

　　梁实秋《谦让》（《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的作者梁实秋，擅长从日常生活中选取不为人注意的场景，用寥寥数笔的精确勾勒和恰到好处的雅淡幽默，对中国文化或普遍人性加以谑而不虐的针砭。文风淳正，不走偏锋，娓娓道来，令人忘倦。允称现代散文的不朽经典，非大手笔莫办。

　　黄爱东西《伦敦桥垮下来》（《新民晚报》）

　　爱东是“东风吹，战鼓擂”的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名字，到了西风劲吹的时代，掇上词尾“西”，立刻化腐朽为神奇，足见黄爱东西的机变。她的小女人散文，正如其笔名中的小日本风，就像俳句与和歌那么短小。就像“每天爱你一点点”、“每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流行歌曲，她弹着“伦敦桥垮下来”的曲子，却连自己都奇怪，垮了很久，为什么至今没有垮下来。我也很奇怪，难道她还能垮到更下面去？

　　黄仁宇《首辅申时行》（《万历十五年》）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黄裳《海滨消夏记》（《读书》1981年第7期）

　　黄裳先生的“书话”不说别无分号，也是四海闻名的。这一篇的奇特之处却是，作者的说古道今不再只与书籍有关，而是因了那个荒诞时代，因了这位有着特殊性情的书生，古书中的古诗，古诗中的古牛，竟一一被奇特地激活。作者的深意流露得那么漫不经心，以至有可能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深意是：知识在灭知时代依然有其力量，趣味在无趣之地依然有其存活方式。

　　黄永玉《往事和散宜生诗集》（《黄永玉散文》）

　　画家谈人，永远有作家不可企及之处，他的笔除了横撇竖捺，还特别擅长勾勒线条，处理明暗，表现阴影，如果是中国画家，则还多出一份水墨烟云，供世态人情在文字里徜徉出没，每一句都似可有可无，同时每一字又似都在彼此照应，一旦照应上了，其中的意味立刻会丰饶得没完没了。一眼虽可览尽，三代仍留墨香。黄永玉堪称翘楚，谓予不信，请试读《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梁遇春《人死观》（《梁遇春散文》）

　　抄一段他的话：“胡（适）先生说：‘我总想对国内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们说两句忠告的话，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这句话大概总是天经地义罢，可是我觉得这种话未免太正而不邪些。”说得好，我们借此既可对胡适多些了解，又可对评论者多些了解。虽然，才子梁遇春也未必倾慕“邪而不正”的作派，更别说“邪而不正”的能耐了。比如，他为什么不回敬适之先生一句：做爱也是要用力气的。

　　遇罗克《出身论》（《光明日报》）

　　遇罗克烈士的这篇文章，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最强音，他的思想是朴素的：人人生而平等。然而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仅仅由于出身，有些人就被剥夺了"更加平等"的权力。在生而不平等的地方，只有死而平等。遇罗克用生命得到了这样的平等。北岛在纪念他的名诗《宣告》中写道：“在星星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董鼎山《忆中南京路》（《万象》1999年第一卷第5期）

　　“纽约客”董鼎山先生的文章在国内有格调的刊物上出没频频，但要说这位“白相相”的前辈文章究竟做得如何，竟仿佛无从入手。掌故，有一点，但篓子并不丰富；趣味，有一点，但味道尚欠勾兑。正经，有一点，不正经，也有一点。按说随笔就该如董鼎山这样写（至少照英国规矩是这样），拉拉杂杂，涂涂画画，但董氏散文给人的感觉是，辅料充足，主料马虎。附带提一下，许是“岁月催人唠”，董先生关于美琪大戏院名字的那桩趣话，小生我已听过不止一回了。

　　董桥《中年是下午茶》（《乡愁的理念》）

　　香港散文名家董桥，因与大陆文化的间离效果，从容地以一种英式散文的疏淡之姿，悠悠采撷文化片石，给华语散文平添了一段风情。然而风情即便万种，有时会倒胃于过度的卖弄。本文是董氏代表作，也正是其卖弄风情的最佳标本。浅显而稍嫌甜腻的比喻，加以港式专栏作家媚雅文笔的随机点染，可谓瑕瑜互见，姑且立此存照。

　　鲁迅《战士和苍蝇》（《华盖集》）

　　绕不过去的世纪文化巨人鲁迅，小说和散文的成就都是世纪性巅峰。先生散文名作甚多，故有意避开坊间热选，独独拈出此篇短章，以回儆热衷于翻案、专挑鲁迅“缺点”的当代批评家的嗡嗡之声。先生曰：“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舒芜《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读书》1993年第11期）

　　舒芜是继周作人之后最关心妇女命运的中国作家，而且比周作人用力更勤、坚持更久，舒芜也自觉地以周作人这一方面的后继者自命。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周、舒二人都被士林视为“大节”有亏，而吾国士人对妇女大都抱持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且均自视为“小节”。周、舒的“大节”是政治性的，而士人的“小节”是文化性的。或许在周、舒二人的视界中，大、小之辨恰与流俗的意见相反，孰是孰非，似乎并非没有反思的必要。

　　舒婷《明月几时有》（《心烟》）

　　诗人写散文而成功者，已举北岛为例。诗人写散文而失败者，可以舒婷为代表。她开篇说：“很久以来，知道有个郑愁予，是因为他那‘哒哒的马蹄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这种港台式花哨的组词练习，居然让一度被谬誉为大陆最佳女诗人的舒婷感动，难怪其诗其文均如此乏味。为此，她还使我永远不想读郑愁予的诗，如果郑愁予写过其他的妙句，他只能怪舒婷谬托知己了。

　　韩少功《性而上的迷失》（《读书》1994年第1期）

　　为什么还没有人将韩少功称为大师？在当代中国，论综合素质，韩少功也许最为全面，单项指数也个个居高不下。能在小说、散文、评论、翻译诸领域全面出击且均有不俗斩获，中生代作家群中，正舍此不作第二人想。他是值得寄予厚望的，如果他能深得更邃，出得更来，固得更执，洒得更脱。瞎想一下，张承志即使拥有韩少功的综合素质，仍是张承志；韩少功一旦具备张承志的孤标胆气，顿会一飞冲天。

　　

　　莫里哀喜剧《贵人迷》中的主角惊喜地大叫：“我可真没想到，原来说话就是散文！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说了几十年的散文？”白话文走过了一个世纪，散文被誉为成就最高的文类。然而细检成果，现代散文与古典散文相比差距尚远。其实散文是写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言文一致的乌托邦幻想该结束了。我对新千年的新期待是：请作家们写出更好的散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二○○○年四月一日

齐人物论（续二·小说戏剧部分）

　庄 周

　　世纪上半叶的“小说救国论”固然是病急乱投医的故作惊人之语，世纪下半叶的“小说反党论”同样是疑心生暗鬼的神经过敏。两者都用政治的眼光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影响。在政治的过度压力下，百年中国小说的发展确实承受了过多非艺术的干扰，以致在全球化时代，用世界性艺术度量衡来检点我们的小说成果，可能幸存者相当有限。我想起一个早些年流传的国际笑话：六十年代中国向某大国还债，该债权国在海平面之上放一个铁圈，比铁圈大的苹果被接受，比铁圈小的苹果则永沉海底。在实用的世俗领域，如此作为显然过于阴险甚至恶毒；然而在审美的艺术领域，这却是“铁的必然性”（尼采语）。

邓友梅《那五》（中篇小说）
　　邓友梅先生的小说属于某种京派老字号传统，语言嘎嘣生脆，读起来像嗑西瓜籽般痛快。写一种有韵味的文字，曾经是方块字的一大传统和优势，惜乎失传已久。读邓友梅的文字，依稀有股魂兮归来的感觉，即使扯蛋，也青是青黄是黄，泾是泾渭是渭，句子里照样有西皮流水，规矩方圆。这样的文字配“那五”这号人物——一名皇城根下游手好闲的满清贵族遗胄——正是天造地设，铢两悉称。邓友梅该算是小说界“老爷子”一辈人物吧？他们对小说有着特殊的敬重，类似手艺人对待自家的祖传技艺，一字下去，说轻点也和鞋匠钉下个鞋掌相似，讲究的是妥贴安稳，结实牢靠。《那五》之类小说，最易令人溯及小说的“起源”：“虽小道，犹有可观者焉”，“说者”与“看官”的关系，颇似伶人与票友，有一种融融的现场感和亲切味。就类别而论，邓友梅大概归于“民俗作家”之列。这是他的长处，说不准是否他的局限。鲁迅先生不是说：只有民族的，才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的。

巴 金《家》（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
　　二十七岁的巴金是出手不凡的，鲁迅当年可不会看走眼，他应该属于大作家之列。我指的是作品布局结构上的沛然大气，人物塑造上的精细入微，尤其是那种只有俄罗斯作家才具备的人道主义情感，赋予巴金作品鲜见的道德力量，我们仿佛能从文字后面听到作者的浓情呼唤：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巴金有一颗处子之心，他对梅表姐、鸣凤等不幸女性寄予的款款深情，可以直追曹雪芹的女性观。他对觉新的巨大同情，虽然曾遭“意识形态”方面的诟病，时过境迁之后，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形象，艺术价值百倍于那位当年曾赢得一致喝彩的“革命青年”觉慧，这也正可见出巴金的力量。令人遗憾的是，正如巴金的书法始终无可观瞻一样，他“学生腔”的语言也毕生呒啥长进。再加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辨能力，笔底温婉有余，痛切不足，遂构成了他的致命局限——虽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也只是“有可能”而已。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篇小说）
　　王小波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愚人节”，从而把他生存的悲剧时代喜剧化。他推崇的卡尔维诺认为，简单化地忠实摹写严酷的现代生活，会使文学像乏味的现代生活一样失去魅力。这个思想成了王小波把小说写得如此黑色幽默的根本动力。他越是幽默，就越说明他对时代生活的厌恶，而他的幽默以一种巨大的慈悲帮助自己也帮助读者得到了精神超越——但决不是忘却。他不是谦卑地跪着，仰视着控诉它，而是自豪地站着，俯视着嘲笑它。我认为王小波的文革小说和新唐人传奇达到了一种超越形似的深度真实，他是最深刻地挖掘出时代的悲剧性和荒诞性的当代作家。革命是试图消灭爱情的，但他试图证明，即便是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也无法真正消灭爱情。爱情终将战胜革命，有趣的语言狂欢终将战胜愚人节的野蛮。与他的小说成就相比，他的杂文简直微不足道。现在有那么多人（不仅是读者，还有众多作家）推崇他的杂文，只说明那些有执照的当代作家过于低能。

王安忆《长恨歌》（长篇小说）
　　王安忆是天生的小说家，这表现在互为补充的两方面，一、她有旺盛的创造热情，质量稳定可靠，内容极少重复。早年的《小鲍庄》与后期的《长恨歌》，在风格、题材上横亘着辽阔的间距，甚至语言乍看之下都判若两人。二、正因为她的创造热情居高不下，年年呈涨停之势，才使这位木秀于林的女作家，从不曾在媒体上掀过波澜。至少她本人从不曾主动搞过任何形象促销活动。比如，虽然论起相貌来，王安忆也不逊于时下被人爆炒的“美女作家”，但没有人会称她“美女作家”，我们也愿意相信，如果有人这么评论，即使考虑到女人对他人的赞美永远来者不拒这一人类学事实，我们仍然觉得那是一种冒犯。说到《长恨歌》，我当然不可能用寥寥数语加以评论，我只能说，作品和她的女主人公“沪上名媛”王琦瑶一样，都是风情万种的。暗嵌其中呈水样状态的“时间”因素，更赋予作品内在的低迴感。可以稍加指责的，也许只是小说的结尾，那里好像有点不对劲，有不胜笔力之感。

王跃文《国画》（长篇小说）
　　书名《国画》是个容易误解因而不太巧妙的双关语：当代中国的漫画。为了使双关不落空，首句即写“画家李明溪……”，反而显得刻意经营。此书的刻意经营贯穿始终，小说成了作家那只全能之手刻意操纵的舞台。由于这只本该看不见的手过于扎眼，人物成了观念的提线木偶。而且这些人物全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目的仅仅是为了作者要谴责这个腐烂透了的官场和末世般绝望的社会。这一愿望是值得赞许的，然而手段过于简单，力量反而有限。一览无余的平铺直叙导致毫无回味，连暗示都算不上的伏笔使阅读没有任何意外，情节的进一步展开如同逻辑的演绎，腐败事件的增加仅仅是为了论证那个众所周知的结论，而不是让读者在思想上得到升华，情感上得到超度。小说在总体上没有超越清末“谴责小说”，只是对于当代读者有一点现实的批判意义。

王 朔《过把瘾就死》（中篇小说）
　　王朔的作品我只读过一部，是偶然看了电视连续剧《过把瘾》某一集的片断，觉得不错，就找来原著一读，希望它比电视剧更好。结果非常失望，原著远远不如电视剧。与王朔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的不幸遭遇截然相反，金庸的任何作品被改编成影视的任何版本，都远远不如原著。文学作品如果足够优秀，那么改编成影视剧一定不如原著。如果改编成影视剧胜过原著，那么原著就多半是蹩脚货。不过尽管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往往成功概率极低，然而由于其开发价值太诱人，因此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会被反复改编，金庸的作品正是如此。而蹩脚畅销书则一般只会被迅速地改编一次（不抓紧时间就永远没机会了），而且也仅能改编一次，决不会有人甘冒巨大的市场风险改编第二次，王朔的作品正是如此。王朔的作品就像易拉罐一样，只能一次性消费。也正因为如此，王朔这只早被自己吸空的易拉罐，才会破罐破摔地躺在马路上，不仅碍你的眼，非常影响市容；而且挡你的道，时不时发出刺耳的声音。

王 蒙《活动变人形》（长篇小说）
　　王蒙是中国文学的一座重镇。天赋，才华，勤奋，机遇，阅历，见识，斗志和创造力，一样不缺，仿佛上帝打造他时，就想着为世人弄出一文豪来。然而此时此刻，当我回想近二十年来吞咽过的不下百万字的王蒙大作时，竟一时讷讷，不知如何评价是好。有一股极大的阻力，正千方百计地劝阻我不要鲁莽地写出“大作家”三字。王蒙为什么不是大作家呢？想来与他过于发达的智力有关。这当然不是说凡大作家只要有中人之资就够了，而是说真正的大作家，不管如何智力超群，必不会把文学之宝全压在智力上。看看王蒙吧，他知道自己绝顶聪明，却强迫症般怀疑别人有可能对此认识不足，为此，只要有一丝可能，他必不忘反复重申，再三提醒。结果，读他的小说，我们常常在本该沉痛的地方，意外地见识到了作者的开通，在本该神经绷紧、汗毛倒竖的段落，意外地读到些“解构主义”风格的笔墨。我理解他是想抖露自己“拿得起，放得下”的世故和与时俱进的练达，他正确地算计到了智力对私人形象的成全作用，惟独漏算了智力对艺术的杀伤力。

孙甘露《呼吸》（长篇小说）
　　小说家的职责虽然主要是讲述故事、刻划人物，但如果语言平庸，句子老不出彩，一般情况下也难有作为。世上第一流小说家无一不兼着语言大师的头衔，即是证明。语言才能出众，较之叙述才能超群，通常还更能成就作家的伟业，理想状态当然是他能做到鱼和熊掌通吃。小说家孙甘露似乎有可能成为前者，他的小说总是从第一页甚至第一行起，就迫不及待地向读者显示语言上的不同寻常。但稍加细嚼，就会发现味道有异。孙甘露的语言惊人地欧化，句子错综繁复，若我们玩个游戏，把他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全部换成西洋名称（有些名字本来就像已经翻译好的欧美名字，如主人公罗克），我敢说读者读了一百页后都未必意识到这部小说原来出诸中国作家之手。我不知道孙甘露是否博通多国语言，即以他标志性的西化句式而论，似还应加上两字：恶性西化；或嵌入两字：西而不化。简单地说，英国佬若想翻译他的作品，不会因为他的西化句式而方便英化。据说曾写过诗的孙甘露是否一心想追慕歌德的身影，遂望文生义地打算弄部《西东合集》出来？

孙 犁《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虽然是一部战争题材小说（写的是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故事），老先生可没给我们摆布出一幕稍稍像样些的战争场面出来，几乎有点兵不血刃的感觉，不知是想着“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别具深意。说句冒昧的话，我读着竟有股田园诗的意味，几乎会作孽地想：战争真好。文字之洗练纯美自然没说的，可以把今天的新锐比成文盲，但那似乎主要是“散文”的美，而非“说部”的美，何况即使如此，也得因章节而异，因人物身份而异。这部小说总觉得出自两个人的手笔，两种层次，两种境界的语言错杂而出，似乎孙犁先写出初稿，再由某位党代表负责润饰，增添红色口号。反面人物（如田大瞎子、老蒋、俗儿）的对白几乎个个生动，一看就是孙犁的墨宝，正面人物（如芒种、春儿、高庆山）则个个言语无味，上纲上线，八成就是由党代表捉刀。孙犁先生追求“本来的朴素的面貌”，文字讲究传统水墨画的意味，结果却是“留白”太多，反使故事和人物有落空之感。作为文人的孙犁固是中华一绝，作为小说家的孙犁，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史铁生《务虚笔记》（长篇小说）
　　早年读他的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我一边被他大过“文体家”瘾的华彩炫技打动，一边暗暗地想：这家伙不仅表达欲望空前强烈，感觉还尤其千头万绪，我大概可以信赖他留在纸上的任何东西，不管它们乍看之下如何古怪。为了表达上的精确到位，为了最大程度地逼近某个刹那生成的心理意象，他会不惜撕裂文体。也许就在那时，我已经隐隐地在期待他的《务虚笔记》了。真是好样的。我相信，虽然作家“体验生活”并无大错，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类老掉牙的前辈也都是这么做的，但就中国作家而言，他们更应该体验自己的内心生活，那种深邃、诚实、拒绝装神弄鬼的内心生活。只有内心世界丰富饱满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人间喜剧”的转述者。史铁生除了有一颗敏感、机智的心灵，洞悉文学世界中最最奥秘的指法外，重要的是他的心智还格外让人信得过。在史铁生的“写作之夜”里，即使“把那怀疑的表情扩充千倍万倍”，他也能轻巧地把它们一一捕获，就像有些帅哥用一声口哨捕获爱情一样。

卢新华《伤痕》（短篇小说）
　　人们提到这篇小说，总会忍不住补充一句：小说手法幼稚。我本来想避开这句话。既然《伤痕》的幼稚人所共知，何必再例行公事地刺上人家一句呢？不过在我重新阅读一遍之后，觉得这句话还是省不得（结尾时刚死了母亲的王晓华偏要和情人苏小林“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真让人不明白小说的公理安在）。天下幼稚的小说多的是，不读它、不提它就是了，有必要整天在边上唠叨吗？问题恰恰在于，这篇小说太重要了，你可以不读它，却没法不提它，它简直就像康德哲学，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回头想来，那也是中国小说家的黄金时代，就像穷人的美味不过是一个窝头一瓶白干一样，精神饥荒年代的读者，什么样的读物都能读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卢新华是值得敬重的，虽然当年的实情是作家成名比今天的球星还快，独占鳌头的卢新华却毅然搁笔，远赴重洋。当时与卢新华一同成名的个别作家，就像后来买到第一期股票认购证的家伙一样，虽然未见得比卢新华高明多少，大作家的架势可是一直摆到今天的呀。

古 龙《绝代双骄》（长篇小说）
　　据说古龙的作品有七八十部之多，我经眼的不到十部，有许多部"名作"根本看不下去，所以真正读完的仅有三五之数，而且只有《绝代双骄》读了两遍，它很可能是古龙的顶峰之作。江小鱼被古龙称为“天下第一聪明人”，说明古龙深知自己有足够的聪明，但缺乏足够的智慧。虽然有人认为古龙在文体上颇有独创性，但古龙的文化素养较差，所谓独创性就颇为可疑，倒不如说是因为文化有限导致的技穷，才不得不标新立异甚至哗众取宠。古龙的许多“名言”，恐怕只是针对文化素养有限的读者而言，对素养较高的读者来说只是陈词滥调或故作惊人之语。大致说来，古龙有聪明，金庸有智慧，梁羽生智慧过于古龙而不及金庸，正如梁羽生的文化素养过于古龙而不及金庸。但古龙的独创性（或说才气）过于梁羽生而不及金庸。因此港台武侠三大家，金庸居首，古龙次之，梁羽生殿后。三甲之后，一蟹不如一蟹。

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短篇小说）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鼻祖级别的作品，作于一九二四年。挑剔它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嘴里嚼着冰淇凌就嘲笑唐朝人大热天没什么吃的，我们不也常会对一块普通的汉瓦当充满敬意吗？小说引我好奇的是，作者自称塑造潘先生是为了刻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的卑琐人生"，时隔七十六年再读，却发现潘先生面对战乱时的所思所行，未见得有何“灰色”，“卑琐”更是持论过苛。他能先尽私利而后不忘公义，原已难得。对内，他“挈妇将雏”，如一只张开巨翼的雄鹰，一意呵护家人。对外，又能在一俟安顿好家人后马不停蹄地往家乡赶，继续为孩子办教育。此外，“民生之多艰”的图像尚能不时在“眼前一闪”，兼能写一手颜体好字，放在今天，几乎够得上劳模标准。那年代的小说是极有特色的，不少笔法让人想起同期的无声电影：起说明作用的“字幕”特别多，主题常常也忒醒豁了些，个别地方用词甚古，既让人对老作家的小学功底大为钦佩，又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池 莉《来来往往》（中篇小说）
　　据说十分畅销的池莉近作我没兴趣拜读，从导致她声名鹊起的那些作品来看，我真是奇怪如此婆婆妈妈、琐琐碎碎的作品居然有大量的读者。这固然说明我们的读者（尤其是小说读者）素质不高，但“吃什么像什么”，如果中国小说家总是喂读者这种劣质代用品，那么读者的素质是永远不会提高的——除非他们不读中国小说而专读外国名著的译作。池莉是乏味的故事家，而并非有趣的小说家，小说在她那里完全成了“原汁原味”的生活实录，这大概就是靠吹捧吃饭的职业评论家没什么可吹，只好为她以及与之类似的一大群作家冠以“新写实”的缘故吧。评论家把“原汁原味”当作莫大的褒语，然而这却是对艺术与生活之不同的抹煞。如果社会生活像粪便一样臭不可闻，难道也该原汁原味地端上来让读者全盘接受？如果非要与粪便打交道不可，那么作家的工作性质显然不同于“原汁原味”地搬运粪便的环卫工人，而应该类似于化验师。

曲 波《林海雪原》（长篇小说）
　　作者提到读过的文学名著，举的例子不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此同时却能整章背诵《三国演义》《水浒》和《说岳全传》。这也许就够了，中国古典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宝库，如果不那么三心二意，得陇望蜀，即使不知道巴尔扎克是谁，也未必会对创作构成妨碍。《林海雪原》是一部出色的传奇小说，故事生动离奇，人物过目不忘，语言鲜活明快，场景极具动感。小说的结构不是西方古典小说的全局笼罩式，而是中国人擅长的层层推进，讲究峰回路转，移步换景。人物塑造匹似武侠小说，大善大恶，大美大丑，追求鲜明的“亮相”效果。白茹虽只是一个卫生员，作者却把她塑造成美的化身，能歌善舞，集中了一个十八岁女孩可能具有的全部优点。最具特点的是主人公“二○三首长”少剑波，智勇双全，文武兼备，有情有义，长得“精悍俏爽，健美英俊”，妙龄却只有二十二岁，真让人感叹“自古英雄出少年”。论起可读性，《林海雪原》在此类作品中首屈一指，不愧为“蘑菇老人神话奶头山”。

老 舍《茶馆》（话剧剧本）
　　小说家老舍，其最高成就竟是一部戏剧；幽默家老舍，其最高成就竟是一部悲剧。而喊出“大清朝要完”的人竟会是旗人老舍，则令人感到像一部荒诞剧。然而人民艺术家老舍，却在太平盛世里走入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从而揭示荒诞剧的闹剧本质。舒舍予为了自己的良心，最终“舍弃”了“予”（自己），从而成了时代的良心。王国维因为痛心于"大清朝"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要完，所以不得不自沉。老舍却曾经欣喜于“大清朝要完”，因为他认为中国新文化正在诞生——一旦发现了其中的虚幻，他也不得不自沉。一个时代的沉浮，就这样在现实与舞台的双重意义上展开。舞台上的《茶馆》是不朽的，因为它的完美。现实中的茶馆也是不朽的，因为它的顽强。只要中国没有完成精神上的现代化（除此以外的一切现代化都是伪现代化），中国的茶馆以及茶馆文化就会永远作祟下去，包括“祗谈风月，莫论国事”的茶馆箴言。

芒 克《野事》（长篇小说）
　　诗人未必都能写好小说，但诗人即使写不好小说，一般也不会糟得太离谱。那不像话的地方，往往也就构成了奇特。这是由诗人本身心路历程的奇特性决定的，当作品带有自传痕迹时，一般更是这样（芒克的战友徐晓告诉我们，她总是愿意把《野事》“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小说来阅读”）。作为一部知青题材的作品，《野事》也许更真实，它不加修饰地反映了知青生活糟糕的一面：乱七八糟，整个呈现为被糟蹋的生活状态。主人公毛地和她一窝娘们（白小艺、麦凤、小九、梅青等）、一伙哥们（小秀才、大丑、贼狐狸等）在贫无余物的野地里整天靠胯下那件玩意消磨度日的场景，也许更能说明历史真相。当然，这不像一部成熟作品，人物塑造无可称道，扯得上特色的便是展现了北方农村蛮荒糙砺的现实场景，再加那些“骚”气扑鼻的对白。我对北方农村（具体指河北白洋淀地区）生活不了解，不清楚作者笔下真相的可信度如何。如果完全相信他的叙述，情况八成是这样：白洋淀那些纯朴无文的大妞，只要逢上帅哥挑逗，要么先下手为强先把帅哥“那物”掏出来，要么立刻蹶起白白的大腚……

李龙云《小井胡同》（电视连续剧剧本)
偶尔从电视里看到几个镜头，有人在一边猜测：好像是老舍的作品。我当即回答：老舍写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不是对老舍的贬低，却是对李龙云的敬意。我说的就是《小井胡同》。虽然演员的表演个个都挺棒，但我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地将主要成就还给它的作者，李龙云，一位——恕我寡闻——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剧本结构松散，但却是一种有意味的松散，恍若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与我们记忆中的生活节奏丝丝入扣。所有的人物都塑造得真实生动，令人过目不忘。好的长篇作品，应该有一种让人仿佛多了一段生活经历的感觉，《小井胡同》达到了这个效果，它表现的每个人物（都是成色十足的小人物），都首先以其慑人的真实感攫获人心。作者有一双洞若观火的尘世巨眼，一颗充满悲悯的人道心灵，这使他的人物——不论善恶——首先还原为不容置疑的血肉之躯。笔墨入世而超然，我们不再对人物的意义、价值感兴趣，这是因为比人物的意义、价值重要得多的内容，早已率先扑入我们的眼帘，使我们唏嘘之下无暇旁顾。

李佩甫《羊的门》（长篇小说）
如果这是一部蹩脚小说，那么书名与内容的近乎无关就是故作高深。然而这部小说相当出色，因此书名的游离状态就暗示读者，它确实莫测高深。书名取自《圣经·新约》：“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从书名很难料到，这部小说写的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一个名叫呼家堡的生产大队，而书中以主自居的“我”竟是呼家堡的党支部书记呼天成。小说以令人折服的写实手法展示了半文盲呼天成如何以传统民间文化的全部狡智建立起一个集体主义的独立王国，在翻云覆雨的政治风云中四十年不倒，甚至还能呼风唤雨。这个独立王国是一个象征，是当代中国的缩影。奇妙的是如此具体的写实与如此抽象的象征居然结合得天衣无缝。作者无意于做出简单化的批判，却使他的批判更为深沉而撼人心魄。读毕不得不掩卷感叹，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必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无处不在地显示其顽强生命力。

李 敖《北京法源寺》（长篇小说）
　　因为一则诺贝尔童话，一向以“快意恩仇”驰名的台湾杂文家李敖先生，突然在小说界奇货可居起来。联系李敖一贯拿大的脾性，我们可以想见他志得意满的神情（他也果然毫不含糊地在第一时间就洋洋自得起来）。不过，待到真读了他的大作，却发现“李恩仇”实在没啥子可骄傲的。在我看来，他连小说的门都没摸到。小说家的入门级功夫在于守住一个“藏”字诀，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牢牢地藏在故事、对话、场景的幕后，至于思想是否深刻，完全取决于读者的会心阅读。然而李敖并非会家子，他竟然大施“放”字诀，一部小说，罕有人物的个性塑造，全无心理的精细打磨，整个就见他一个人厥词大放，书袋大掉。他不明白，自己赖以自豪的学问，在这里恰恰是碍手的东西。虽然有些大作家也喜欢掉书袋——如雨果就曾在《巴黎圣母院》中插入一篇字数惊人的专题论著，但抽掉其中的“修道院沿革史”，《巴黎圣母院》还在，抽掉李敖小说中的大书袋（不少伪装成对话的面目），小说也就所剩无几了。总体上看，小说结构严谨，节奏混乱，正好说明他具备学者的充分素养，欠缺艺术家的起码素质。

刘 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篇小说）
　　贫嘴张大民的生活毫无幸福可言，确切地说是糟糕透顶。各式各样的苦难漩涡般朝他袭来，凑近了看，每个漩涡还都拧成上吊绳似的结子，作势要把我们球状体形的主人公勒死。当然，人类面对苦难的能耐是不可穷尽的，面对屋室逼窄、生活困顿的处境，人们总能找到相应的生存策略，更别提我们那位嘴子特"贫"的张大民了。张大民的生活状况，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失普遍性，区别在于，张大民的应对方式是中国版的：中国版的忍耐与憨厚，中国版的机智与无能，再加中国版的油滑与纯良。这样，虽然读者的身份各各不同，其中不少人（比如我）从未有过张大民的倒霉经历，但并不妨碍他们产生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这正是作家刘恒的高明之处。说书般的叙述节奏，“溜肥肠儿”通俗的语言，赋予作品坚实的生活基调。关于“黑色幽默”我一直有个想法：那玩意虽然看了消闷解气，本质上是西方社会的。在中国，“黑色幽默”所欲传达的荒谬感，本来就是我们见怪不怪的事实，犯不着劳动“黑色幽默”的大驾，作者只要据实写来就已足够。刘恒的写法，我不妨自作多情地视为对拙见的肯定。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篇小说）
　　这部小说甫出笼时，当年龙钟沉闷的文坛大概有种闪了一下腰的感觉。回过头来看（亦即为了写这四五百字我重读此作），就会发现作者风风火火热热辣辣莽莽撞撞的语言，更多地只剩下文物价值。对，她提供了一组全新的人物，就像荷兰球星路德·古利特曾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型，比如“在阳台上只穿着胸罩短裤练习体操”的女大学生。但这位当年也许艳惊校园的女大学生，面对今天那些“上海宝贝”，很可能就落了下风，后者显然会问，“穿着胸罩”干嘛？这表明，小说提供的人物，也是可以一下子被超越的，它们注定只能起到让人眼睛一晃的作用，而我们知道，凡是不朽的文学人物，虽然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附于某个时代，却又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超越的。刘索拉的功绩或局限，似都集中于此。附带提一下，中国作家往往会间歇性地对某些域外小说特别过敏，特别容易产生摹仿欲和认同感，其中就包括一部《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你别无选择》的成功背后，那位美国的稻草人小痞子，无疑构成巨大的审美背景。

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篇小说）
　　有人曾建议，别急着读畅销书，要读也得三年之后。因为三年之后往往发现，那本书已不值得再读了。再说买书也不同于买股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大概就属这种情况。小说絮絮叨叨，说了不少饮食男女的窝囊事，看后颇能让人鼻子酸楚。所谓阅读体验也无非一声“可不是吗”。作品带点谴责小说意味，笔锋却并不犀利；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味，人道主义立场（更别提宗教性悲悯）却纤毫未露。更让人不快的是，我们发现这类小说已经成了时髦：嗜痂癖般地挖掘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鸡零狗碎的小烦恼、小失意、小痛苦，却没能耐从中塑造鲜明的性格，提炼伟大的思想。结果，人民的悲情被弄成一幕幕搞笑剧，看完后的感觉和刚刚在厨房里忙了半天相仿，只是一阵阵疲惫和龌龊而已。作者如果认为他就是要通过内容上的“一地鸡毛”来展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地鸡毛”，那好说，我外甥女病句连篇的作文也可以发表了，因为她就是要通过“病句连篇”来象征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症；我侄女浮夸无比的作文当然更有理由发表了，因为她显然是想通过浮词丽句来揭露社会上的虚假不实之风。

朱苏进《清晰度》（中篇小说）
　　读朱苏进的作品，总有读翻译小说的错觉。我指的不是语言的欧化（他没有这种爱好），而是思维、表达方式上的欧化，亦即更本质的欧化。朱苏进作品的佳处在别的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或者可以说还完全没有，在西方作家里倒比比皆是。感觉敏锐甚至超常，但又处处符合逻辑，人物的言行不论如何古怪，总仿佛具有心理学上的依据。即使我军某边防团团长“掏出鸡巴朝山下撒尿”的孟浪行为，在作者笔下都显得合情合理，仿佛不那么干反而不合身份似的。朱苏进小说给我的另一翻译错觉，则与南美作家有关，我指的是信息的密集饱满、文字的精光鎏亮和意象的任意游走。作者的智力优势几乎无处不在，这使他笔下的人物注定不可能成为平庸之辈，注定既与众不同又意味深长。他的笔墨有一股旺盛的探险家气质，在摹写凶险神秘的东南亚丛林时，我怀疑他暗中抱有与某位大师级人物斗法的野心。我不知道他的假想敌是谁，就我而言，总会本能地想起二十年前读过的一部哥伦比亚长篇小说：里维拉的《漩涡》。

沈从文《边城》（中篇小说）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沈从文先生，诚乃天纵奇才。弱冠出手，即已卓尔不群，稍长作《边城》，更是漪澜万状，莫可方物。手法之纯熟，心智之高迈，气度之雍容，无不令人目动心惊。虽然沈从文性情淡泊，素不以文学英雄的姿态示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文学圣果，却正是在他手上似无意似有意地珠结而成的。《边城》与《红楼梦》相似，均可作不同层次的阅读。湘西温婉矫健的民俗风物（民风淳朴不输《镜花缘》中之“君子国”，爱情炽烈可比西班牙之斗牛士），此第一层次；作者宅心仁厚的人道立场，此第二层次；章节行云流水的内在节奏，此第三层次；作品骨骼肌理中的东方神韵，此可谓第四层次。翠翠、祖父、渡船、傩送二老，“浑厚”的妓女，“茶峒人的歌声”等场景，让人不禁想到毛姆随笔集的一个出色译名：在中国的屏风上。“上善若水”，此言本非对小说而发，及沈从文出，世人方恍然开悟：世象之道，原来与艺术之道暗通。这是一位出神入化的智者型作家，还兼着“性情中人”的美差。话说回来，真正的智者，从来就是“性情中人”，两者严丝合缝，恰似左膀右臂。

余 华《许三观卖血记》（长篇小说）
　　重视细节的余华，最令人称道的，不是对生活的熟知或洞察，而是作品始终飞翔着想象的翅膀。他对血腥味有一定好感，同时又从中国传统文学中领略到了节制和含蓄的真味，本能地拒绝笔墨铺张，这使他笔下的血腥味还没来得及形成暴力倾向，就及时转向审美领域了。他好像不是那种让人物引领笔墨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总是提早一步知道下一章将如何展开。这么做的好处是，能使作品始终从容不迫，张弛有度，不利之处则是，作品缺乏情境和心理上的紧张感。同样，作品过于迷恋含蓄，固然能轻易得到些廉价赞美，却也会使作品和人物的沉重性大打折扣，即使让许三观以不可能的方式卖血，让福贵（长篇小说《活着》中的男主角）的亲属家人一塌刮子全都死于非命，也不能拗救分毫。余华也许具备大作家的若干素质（近来人们都喜欢这么说，再加上几句弗洛伊德或柏格森的格言，以使它们看上去更加凿凿有据），但只要他依旧沉迷于情幻小说路线——区别于“科幻小说”——我觉得此议不妨暂缓。

陈忠实《白鹿原》（长篇小说）
　　又一部“史诗”来了！那些专事抬轿的帮闲批评家总是热衷于欢呼“史诗”的出现。中国历史特别长，因而“史诗”鉴定者误以为小说的篇幅长一些就是史诗，而且既然中国历史特别长，那么中国也就理所当然宜于盛产史诗。“史诗”必须写几代人，否则就不像史诗。当然必须有乡土气，更少不了妖魔鬼怪、巫婆神汉、半仙高人，以及每一代人的吃喝拉撒乃至吃喝嫖赌，于是就“史”了，然而“诗”何在？抬轿的帮闲认为，“史诗”是有权泥沙俱下的，大师是有权不修边幅的，因此写“史诗”的大师有权写不好一个短篇。大师的自我辩护是：大象干大象的活，老鼠干老鼠的活，既然老鼠不能干大象的活，那么大象当然有权干不好老鼠的活——即便害怕老鼠钻进自己的鼻管，大象依然蔑视老鼠。必须正告大象和那些摸象的盲人：史诗时代早已过去，中国当代文学的痼疾是鼠辈猖獗——包括那些鼻子里插葱装象的鼠辈。伪大象与真鼠辈惟一的共同点，就是牙不错——难怪有这么好的胃口。

陈 染《私人生活》（长篇小说）
　　由于目录中煽情的章目（如“床的尖叫”）和一般只有地摊读物才有的提要（如“她发现自己身体上还有另外一个她不知道的嘴唇在呼吸和呻吟”），此书刚出版时我没读。因为如果打算读咸湿文字，还不如照顾地摊写手的生意。然而陈染是有格调的严肃作家，这种花招一定是为了畅销故意做出来的假装的不正经，那是最没劲的。这次为了评论此书，我不得不把它读完，却惊讶地发现“提要”开的是空头支票，是在故意误导和暗示实际上没有的挑逗性内容。如此狡猾的“假装不正经”，我还是第一回见到。不过我最强烈的观感则是此书语言极不合格，连文从字顺都没做到，像“正是风华正茂”、“实际上她心里比我聪明”、“驻足凝息”、“故做出来的无动于衷的表情”、“头脑明晰”这种句子，亏她敢于写出来，而且还毫不脸红地在附录中自称“我习惯为一个句子、一个字词、甚至于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而奋斗”。甚至坦然被采访者誉为“精致的语言”。

汪曾祺《陈小手》（短篇小说）
　　从早期的《鸡鸭名家》到后期的《受戒》，汪曾祺一系列笔记风格的风俗画杰作肯定是中国现代小说最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仅就艺术成就而论，决不下于鲁迅和张爱玲。洗练的语言，明丽的色彩，淳朴的民情，都达到了难以超越的极致，而《陈小手》足以代表他的至高成就。在这篇可算微型小说的极短篇中，汪曾祺的全面艺术才能得到了具体而微同时又淋漓尽致的展示。他的儒家倾向使他的小说体现出一种哀而不伤的含蓄沉痛和谑而不虐的超然独笑。有人用思想家甚至战士的标准来苛求他，但他仅仅是个艺术家——这不是他应该受到指责的理由，做一个称职的本色艺术家决非易事。不是思想斗士并非艺术家的耻辱，生产伪艺术或艺术垃圾才是艺术家的耻辱。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自己独创的形式中达到艺术完美的惟一大师级中国小说家，其成就丝毫不亚于被国人津津乐道的博尔赫斯。而那些称道博尔赫斯的国人，却并不苛求博尔赫斯一定要成为思想家或战士。

佚 名《少女的心》（中篇小说）
　　文革时期把一切手抄本都叫做“黄色手抄本”，严格说来只有这一本才可以称为“黄色”，然而与那些当代名作家的咸湿程度比起来，此书几乎算得上干净，尽管当时的读者一定读得心惊肉跳。我得承认我当时没有读，但并非没机会过手。当时那种伪道德的清教观念深入我的骨髓，因此我大义凛然地拒绝被此书“腐蚀”。但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高”到想告发传递者，因为我知道告发会给传递者带来巨大的灾难，我当时就听说作者已被枪毙——可见当时的传递者多么胆大妄为。现在看来，此书毫无艺术性，没有任何欣赏价值，作者的写作能力连小学程度都没有。当中国人发明的原本用于增广传播的印刷术反而成了限制传播的垄断工具时，印刷品的价值固然值得怀疑，非印刷品的价值也值得怀疑。认为凡是禁止印刷的作品一定没有价值或一定有价值都是错误的以偏概全。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印刷术被权力垄断的时代，真有价值的作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式出版的权利。

苏 青《结婚十年》（长篇小说）
　　女人更为身心合一，女作家也大抵更文如其人，而苏青显然是更为突出的例子。读完《结婚十年》，我才知道苏青是宁波人，不禁笑得打跌。苏青的小说刮喇松脆，毫不藏藏掖掖。优点是明白痛快，缺点是少有回味。谚云：“宁与苏州人吵架，不跟宁波人说话。”苏州人和宁波人几乎是阴柔与阳刚的两极。中国文学的主流向来是苏州派（或曰婉约派），男作家也大行妾妇之道。宁波派（或曰豪放派）则极为罕见，女作家更是如此，从李清照到张爱玲，都是苏州派，但现在有了明明白白不讲含蓄的苏青，不禁使人眼睛一亮。苏青没有多少想象力，又用结结实实的大量细节堵塞读者的想象力，但一个时代的真实画面却照相般地立了起来。还没有一位中国女作家如此真实地描写过一个家庭主妇的身心痛楚。苏青是既不革命也不女权的，她要的是妇权——家庭主妇的正当权益。她的妇权主义纲领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仅仅逗点移前一字，就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此巧智，那些没文化的当代女作家岂能望其项背？

苏 童《妻妾成群》（中篇小说）
　　许多评弹名家都是讲故事高手，苏州人苏童正是这种缺乏深度的讲故事高手，其作品笼罩着苏州式的阴柔和凄迷气氛。尽管那些枫树街小男孩也会赌气发狠，但这种发狠相当于二流运动员在有意识地服用类固醇，那些小男孩不可能懂得男子汉的坚韧和反抗。一到进入女性世界，苏童就如鱼得水。然而他心目中的女性世界是千古不变的，这弥补了他生命体验之不足。因此缺乏深厚古典学养的他，居然闭门造车地写出那么多伪历史、伪风俗的妾妇小说，在被权力限定了的狭窄文学甬道中窥淫式地想象女人、欺压女人、拯救女人，迎合读者的猎奇之心。对中国读者来说，有这种文学代用品的当代毕竟比什么也没有的那年头好。对外国电影观众来说（苏童是被电影改编最多也最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小说家，此作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这些作品远远不及他们的大师杰作，但毕竟是来自中国的传奇。他们认为中国就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因此他们不在乎这些传奇是否符合中国人的精神实质。

杨 绛《洗澡》（长篇小说）
　　如果说苏青是典型的宁波人，杨绛就可算是典型的苏州人（尽管她实际上是无锡人，但菜系上合称苏锡帮并非无因）。以籍贯论人衡文当然很危险，因为值得一论的人和文很可能是异数。此书是当代仅见的淑女型小说。章目以《诗经》命名，暧昧的准爱情故事从头至尾毫无进展。这是一部现代人写的古典小说——更准确地说是伪古典，要求的也是一种古典心态的阅读或伪阅读。某音乐家在回答为何没有一个现代作曲家能作古典音乐时说得很妙：古典音乐是古典时代的作曲家作的，现代作曲家生活在现代，因此只能作现代音乐。也就是说，现代人可以听古典音乐，但不能作古典音乐。同理，现代人可以读古典小说，但不宜写古典小说。写这种小说需要的是学者的功力和素养，而不是对真实生活的强烈爱憎。对这种小说的评价，也只能是古典的评价，但古典的点评家早已死了，再要勉强评品就是在从事伪古典批评。所以我只能说，你可以把从《文心雕龙》到《二十四诗品》里的所有好词都堆在它上面，使它更像一个假古董。

沙叶新《寻找男子汉》（话剧剧本）
　　曹禺、老舍之后，中国现代戏剧一蹶不振，除了八个样板戏，中国人就不再知道何为戏剧。由于缺乏剧场观摩机会，我不得不成了纸上的戏迷，以读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萧伯纳、梅特林克、尤金·奥尼尔等大师的剧本过过干瘾。但偶有机会去剧场，我也不轻易放过，八十年代观摩过几次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毕业演出，至今成为美好的回忆。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于无声处》《炮兵司令的儿子》等几出充当“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席勒式宣传剧，但戏剧作为一种艺术，至今恍若隔世。看了《寻找男子汉》，我说不出什么观感，只是想起沙叶新的斋号“善作剧室”，不禁失笑。沙叶新有足够的幽默细胞，但如此作剧而自称善，实在是个幽默得过了头的恶作剧。我相信沙叶新是个好人，作剧充满善意，但与其作剧充满善意而剧本甚恶，何如像斯特林堡那样对世界充满恶意而剧本令人称善？

阿 城《棋王》（中篇小说）
　　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读中国当代小说，就像看国产电视连续剧一样，我得始终提醒自己“将就着点儿”，别忘了咱们还是初级阶段。这是外国第一流小说读多后的心理反射，本来也怨不得谁。但阿城的《棋王》是个例外。不必说，小说会让人本能地想到茨威格的杰作《象棋的故事》，两相比较一下，原也自然得很。奇怪的是，比来比去之后《棋王》竟然不落下风。最重要的一点是，《棋王》通篇散发出中国文学特具的油墨香，它的大量品质，只能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熏陶。比如说，博尔赫斯先生虽然对中国文化钟爱有加，也曾尝试挖掘中国题材，但将博氏的作品放在《棋王》边上一比，真伪立现，博尔赫斯充其量只是一位钦慕东方文化的票友。和主人公王一生的棋品一样，阿城的小说也是“有根的”，正所谓“气贯阴阳”、“汇道禅于一炉”。每个字都直取文化的深层，品读之后，借用阿城的“肉醉”造词法，不免有些“文醉”。兴尽掩卷，那“呆子”宛在目前：“脚下扬起细土，衣裳晃来晃去，裤管儿前后荡着，像是没有屁股……”

阿 待《猫眼石》（短篇小说）
　　我不敢说阿待是最优秀的网上小说家，因为网上小说我读得极少。但仅就目前所见，我认为阿待远比许多浪得虚名的纸上小说家更为优秀。阿待的文学素质相当全面，而其文学素养甚至称得上古典。女权主义者曾经抗议说，男权主义者赞扬一个女作家，就称之为“不像女作家写的”。我不是男权主义者，但我还是不得不说，阿待的小说确实不像女作家写的。她的文字干净朴素，决无一般网上作者的不节制。有一种对网络作品的偏见是，网上没有篇幅限制，文字容易大量注水。然而与此偏见相反，由于纸上作品一般是有稿费的，而网上作品基本没稿费，因此一个想混稿费的成名作家会生产大量注水的文字垃圾，而一个珍爱自由写作的网上作者却可能以艺术为自己的惟一准绳。读阿待的小说还有一种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喜悦：几乎每一篇都具有令读者难以预料的新特质。你不容易料到她，她力图使每一次写作和阅读都充满期待。

陆文夫《美食家》（中篇小说）
　　中国不少当代小说都遗憾地有一种报纸病，即如果你在第一时间阅读它，会读得津津有味，搁的时间稍长，立刻味道大坏，甚至完全不明白作者在说些什么。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写作本来就与时间、永恒、人性等要素无关，只拼命死守着一位时事记者的忠诚。当然也有例外，如陆文夫先生的《美食家》。我不清楚“美食家”一词是否缘此而来，但自从他向世人奉献出《美食家》之后——如同音乐家陈钢、何占豪向世人奉献出“梁祝”以后——再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在朱自冶流连于姑苏街巷寻觅舌间美味的生命历程中（我们记住了陆稿荐的酱肉，马咏斋的野味，采芝斋的虾子鲞鱼……），在孔碧霞如同电影“开幕”般亮出的那桌“百年难遇”的丰盛酒席里，确实流淌着某种永恒。正如艺术家的失恋常常可以升华为美妙的艺术，朱自冶的馋嘴也被我们好饮的作家提炼成东方饮食文化的惊世美艳。在“美食家”朱自冶诞生以后，我们才发现，没有朱自冶的中国文坛，就像盐没搁准的朱鸿兴头汤面，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张 扬《第二次握手》（中篇小说）
　　平心而论，这是文革时期地下手抄本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在小阁楼的天花板下搭建的一幢大厦模型，那就不应对其绝对高度过于奢望。正如我们此后再也没能看到该书作者有更出色的作品，然而我们必须对先行者致以敬意。何况无论如何，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文革时期的最佳小说——尽管传抄时相当薄，文革后正式出版前，作者才把这个中篇扩充成了长篇。《少女的心》仅仅写了性，此书则重彩浓墨地写到了爱情——尽管其第一第二次的“亲密接触”，都不过是区区“握手”。但这“握手”中昭然若揭的隐喻义，令当时读者热血沸腾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当代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我不知道，从“第二次握手”到“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国文学（包括作者和读者的素质）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值得玩味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居然会被印刷。

张远山《通天塔》（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尚未出版的作品，好在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我们没必要非得等到国内出版社长了见识之后才能读到这样的佳作。作品奇异非凡，据说“应该组成一个有文学博士、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心理学博士、语言学博士……参加的专家小组，共同会诊三年”，方有望“解开《通天塔》的结构之谜”，那我就不必强作解人了。小说充满寓言色彩，整部作品是一大寓言，内中各类寓言又大小相套、环环相扣，此起彼落，方降方升，而所有这些寓言又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指涉的是人类命运。作品一面布满玄机，让人步步生疑，一面又每句话都惊人地流畅明白，表达上没有丝毫故弄玄虚之处。尤其令人称奇的是，在最基本的故事层面，作品也是娓娓可读，朗朗可诵的，显示出作者出色的语言天赋和叙事才能。我相信，读者即使弄不清《通天塔》的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也会被作者骇人听闻的想象力撩拨得目瞪口呆。——作者的最大自负也许是在哲学领域，就这部作品而论，他更该为自己的想象力自豪。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篇小说）
　　在张贤亮之前，虽然中国在色情文学领域也有过符合泱泱大国身份的贡献，但所有的色情笔墨基本上都不出找乐子的范畴，像玛格丽特·杜拉所说，属于那种“让人快活的东西”。张贤亮也许是第一位在小说中让男人疲塌的生殖器承担起文化沉重的中国作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诞生也由此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性时刻，我们不妨认为，随着这部小说的出现，中国文学也和小说末尾被黄香久紧紧夹住的男主人公章永磷一样，完成了一次有意味的勃起——不过，让人遗憾的事情还是再次发生了，又多读了该作家几部作品后，我们发现他当年曾经起到社会控诉作用的“性描写”，有可能属于误打误撞、瞎猫逮死耗子，作家的真实立场较之明清之际的颓废文人，并无质的提升，也许依旧停留在“沉迷”的原始水准上，他后来的作品始终没能在主题上有所拓展、超越，只是在同样的精神层次上周而复始，机械复制，一泄如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东瀛曾被供奉在成人书店的架子上，看来并非人家不识货。

张承志《黑骏马》（中篇小说）
　　对于张承志这类充满道德自负、洋溢宗教迷狂的作家来说，作品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姿态。他扬头昂脖，对世界、世人一脸鄙夷之时，作品质量往往急剧下滑，只有自弹自唱自吆喝的份，或过鸦片瘾般地胡说什么与“特殊读者”的怪诞缘份。他苦修的体内突然遭到大真大爱的劫持，惊讶的同时谦卑之心大炽，便也可能迅即激发出伟大的创造力，写出让世人瞠目结舌的作品来——毕竟，张承志的天赋是像“硬道理”那样明摆着的——《黑骏马》无疑是他早年“谦卑之心大炽”时的产物，小说让人明显感到出自一位“大地孝子”的手笔，他那惯常显得偏颇、激愤的同情心，在这里因了对草原奶奶和草原姑娘的厚爱，突然变得格外痴迷深情。当以道德自虐的张承志暂时不再以道德虐人时，他高亢的人格特征，对“回民的黄土高原”的独特感悟，以及对艺术的独到理解，立时聚焦并升华出一种罕见的品质。在忘我状态下写出《黑骏马》的张承志是不可多得的，“钢嘎·哈拉”步点内的阳刚之气，可以一洗汉语文学圈内的阴柔之气，颓废之习。

张恨水《啼笑因缘》（长篇小说）
　　张恨水是影响最大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读得最多的不是鲁迅的小说，而是张恨水的小说——他曾经同时为七家报刊撰写连载小说。张恨水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啼笑因缘》，作品的模式和精神完全是《儿女英雄传》之类旧式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老套。但是既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没有真正改变，那么以读报刊连载小说为惟一的文学生活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包括鲁迅的母亲在内的女性读者）就永远会为这种老套涕泗横流。因此《啼笑因缘》可以被改编成评书，像旧式才子佳人故事那样一档一档说下去，而《阿Q正传》却永远只是少数"精英"的读物。谁能想象鲁迅小说能够在书场里供闲人们消遣呢？读者多寡，往往与作品价值成反比。现在当然没人再读张恨水了，新的“精英”依然读鲁迅，所以鲁迅的读者最终必然超过张恨水，然而张恨水后继者琼瑶女士的读者甚至比张恨水的读者更多。被战斗檄文唤醒的人数，总是少于被精神鸦片催眠的人数。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篇小说）
　　把张爱玲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是革命的偏见。把张爱玲吹捧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则是反革命的偏见。两者都因政治有色眼镜而影响了艺术判断。贬低者认为张爱玲是彻头彻尾的鸳鸯蝴蝶派，拔高者认为张爱玲没有一丝一毫的鸳鸯蝴蝶派。其实张爱玲骨子里浸透了鸳鸯蝴蝶派——甚至她读得滚瓜烂熟的《红楼梦》，也是鸳鸯蝴蝶派的远祖。然而曹雪芹写才子佳人，能够超乎同侪之上；张爱玲写鸳鸯蝴蝶派，也能够超乎同侪之上。但肯定曹雪芹不必同时否定罗贯中，肯定张爱玲也不必同时否定鲁迅。张爱玲在小说领域的独创性成就固然不容否认，但不该矫枉过正地把她吹捧为思想巨人和艺术大师。虽然《金锁记》被文学史家公认为张爱玲的代表作，但却不得张迷们的宠爱。张迷们的最爱是《倾城之恋》，这足以说明张迷们是把张爱玲当成高级琼瑶来读的。这是对张爱玲的另一种贬低，虽然张迷们自以为热爱张爱玲。作家不仅会在冷遇中被误解，也会在热烈的崇拜中被误读。

郁达夫《沉沦》（中篇小说）
　　小说作于一九二一年，大概相当于新文学的侏罗纪吧？据说当年也曾有过“洛阳纸贵”的荣耀，原因不难想见，一是白话小说当时还很稀罕，读者的眼光缺少训练，一是所谓“达夫式的露骨和直率”，再就是作品里那点颇能让时人莫测高深的性心理描写，比如日本女人“那一双雪样的乳峰！”当然还有别的，懒得总结了，因为小说实在幼稚了些，我甚至怀疑作家连第一人称的招法都没学会，一边“我”“我”不休，一边却尽是第三人称的角度。结构缺乏经营，想象的翅膀纹丝不动，无非一个神经质青年在喋喋自述罢了。这表明，若我们从艺术价值的角度考察，“影响力”便是桩靠不住的事。想来真是奇怪，若与郁达夫比拼古典文学写作，我敢说，集当前中华文士的所有才华，也是个大败亏输之局（魏明伦上场，只一合，便被挑落马下）。若仅仅比试现代汉语写作，一位稍有资质的中学生，都会忍不住替他修改冗词赘句。如果“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可以视为当年的时髦，那么在“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中，“在那里”三字，实在像汉字长了鸡眼，不拔不快。

　庄 周

一个不写诗的德国阔人——起码精神上很阔——故作惊人之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嗡的一声，许多不写诗的中国窄人也跟着对写诗嗤之以鼻。先是说，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未必砸碎玻璃，但一定能砸在一个诗人头上。最近的时髦是，“诗人”已被用于骂人。德国阔人的名言，如果不用全称判断，而是限定为“奥斯维辛之后，德国人写柔媚的抒情诗是野蛮的”，那么尽管不再耸人听闻，但依然不失其震撼力——它唤醒每个有良知的德国人对奥斯维辛的耻辱感和罪恶感。然而奥斯维辛之后，即便德国诗人也不必全体搁笔，不写诗也不懂诗的无聊文人，有什么资格鹦鹉学舌地对中国诗人说三道四？我认为，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既非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诗。倒是不妨说，文革以后，中国人不读诗是野蛮的。只是由于我只能见到冰山浮出的一小部分，无法描述其全貌和至高成就，众所周知，我像许多读者一样被剥夺了知情权。

于　坚《远方的朋友》和《事件：谈话》（《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

　　有诗学主张的当代诗人相当多，有理论深度者当首推于坚。于坚的诗风多变，形式上颇多创新。《远方的朋友》和《事件：谈话》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有相当跨度，但却有相近的于坚式主题：当代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无聊。于坚赋予两首诗以不同的趣味，一种和而不同的细微开掘。他对不认识的“远方的朋友”说：“该说的都已说过/无论这里还是那里/都是过一样的日子/无论那里还是这里/都是看一样的小说"。他又这样描述与不速之客的谈话：“素昧平生这不要紧 谈话是构筑爱的工具/一杯茶的工夫就串起一大群名字 各种轶闻的冰糖葫芦……关于他的鼻子 我们讨论了十分钟/而此人的慢性鼻炎 我们一直不提 在九点一刻/我们得出结论 他的鼻子是他的运气 可怜的鼻子。”于坚称自己的诗是“非诗”，他拒绝认同“‘当代诗歌’”这一公认的美学原则，这足以显示出他的自信和勇气。

卞之琳《距离的组织》（《现代派诗选》）

　　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言近旨远，意味悠长，“忽逢幽人，如见道心”，“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蔚成新诗史上一道迷人的公案。但《距离的组织》也许更能代表他的风格，该诗发表后，诗人曾与朱自清往复商讨，一时传为佳话。作品的西方痕迹非常彰显，除西方现代诗人施诸卞之琳的庞杂影响外，奥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中用以临床实践的“自由联想”术，尤其构成《距离的组织》的突出特质。诗人忧来无端，兴笔而写，诗句直追意念，意念却似不系之舟，随意浮沉，尽兴飘荡。诗人空阔无羁的“自由联想”，赋予作品极大的时空张力，诗仅十行，但在首句“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与末句“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情绪波澜，意象沧桑。施蛰存先生尝拈出一味“仿佛得之”读诗法，堪称知言。

王　寅《精灵之家》（组诗）（《后朦胧诗全集》）

　　王寅是一位毫不张扬的大诗人，他的作品大多是倾诉式戏剧独白，语言极富魅力。漫不经心的家常语和凡人琐事，鲜活的感觉辅以高超的意象转换。隐逸表象下的自主人格，以及似有若无但却更本真的象征旨归，显示了诗艺臻于无技巧的素朴境界。王寅的诗作具有一种直接性，因此理解王寅的诗几乎不需要拐弯抹角地想得太复杂。他的节奏自然流畅，语言尖新圆润，技巧炉火纯青，他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请读一读他在《精灵之家》之后的又一组杰作《和夏日在一起的幽灵》中的诗句：“疯狂的睡莲在黎明开放/木桨柔软如同蝶翅/和夏日在一起的幽灵/狂跳的心充满忧虑”（《和幽灵在一起的夏日》）；“醒一醒吧，撒旦，我的兄弟/盛宴已散，你的杰作已就”（《撒旦的琼浆》）。

冯　至《十四行》（《十四行集》）

　　冯至先生的商籁体中规中矩，句子整齐，抱韵、交韵一丝不苟，技术上无可挑剔，并且有一种德国式的神秘。然而除了工艺上的价值，美感和诗意实在有限。在新诗的初期，脱离了古典格律，汉语新诗尚没有合适的新形式，冯至的十四行因此而具有了移植异域奇葩的一时新奇，但诗歌毕竟以意境为上，如果诗意、诗境不能别开生面，那么形式（何况并非独创的形式）毕竟没有多大价值。《之三》（“尤加利树”）有句：“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这几句诗完全可以当作冯至对西方诗的“引导”作用的一厢情愿，用商籁体写的西方诗可能永生（比如莎士比亚十四行），但中国商籁体不可能成为中国新诗“根下的泥土”。《之二七》曰：“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然而这些诗把不住的事体，其实更多。

北　岛《宣告》（《五人诗选》）

　　有人把北岛视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我首先把他看作一位大诗人。作为民间诗刊《今天》的创办者和代表诗人，北岛的客观历史地位是任何主观意志无法抹煞的。浅薄的诗坛小丑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仅仅展览了自己卑琐阴暗的心理，无损北岛的真正价值。北岛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历史机缘，更主要的是因为其诗艺达到的实际成就——这一成就至今是新诗史上的一座高峰。尽管北岛的功绩是开拓性的，后来者也许很容易就能站在巨人的肩上超越他。但我至今没有看到在同一向度上的超越，而只听到叫嚣。北岛唤醒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人沉睡的良知，涤清了一代人毒化的心灵：“在星星的弹孔中/流出血红的黎明”。

艾　青《大堰河——我的褓姆》（《艾青诗选》）

　　一度，艾青俨具中国第一诗人的盛名。这当然言过其实了。又尝听说艾青写诗极为刻苦，每日里闻鸡起舞，工作时间大致与都市送奶工相近。这同样说明不了问题，也许与勤奋还全无关系，如懒散的拜伦辈常常下午两点方进早餐，创作量不也更加惊人。大致说来，艾青诗作的肺活量很大，气势宽宏，感情充沛饱满，诗句在他笔下如同牧马人鞭梢下的万千奔马，老在没命地兼程，故读来也常觉淋漓痛快。但一个始自郭沫若的老问题也摆在了读者面前，即为什么中国的新诗但凡想追求气势，必要伤害文辞的经营，只能靠幼稚的排比单骑救主，大输氧气，要不就是一个劲地“我我我”，“从从从”，“当当当”，非得把个句子结构弄得乏味至极，仿佛围棋中的“单官”。说到围棋，我们发现那些国手，不管追求什么风格，宇宙流还是天煞星，大处固需着眼，小处可也一丝不肯放手的。

冰　心《繁星》（《繁星》）

　　冰心女士作为文坛上的世纪长青树，不是以杰出文学家的资格，而是以道德楷模的形象被日益称道——但这显然会随着其不久前的辞世而很快归于沉寂，因为她对文学的贡献实在过于有限。当人们发现活着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无足称道时，最方便的颂扬之辞就是她（他）人品不错，然而这仅仅是仪式化的尊老传统，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评论。冰心最有价值的作品，无疑是《繁星》，可惜那不过是泰戈尔的中国版，而且是大大逊色的中国版。这种“逊色”，恰恰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模仿者永远无法超过被模仿者。比如泰戈尔就没有这种道德训诫的热忱：“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这也太弱智了一些。

李叔同《送别》（《弘一法师年谱》）

　　虽然李叔同词曲兼擅，但传记作者陈星先生却考证出此曲并非词人的自度曲，而是借用了一首美国通俗歌曲的曲调，歌词也参考了一首日本歌曲——也有论者以为词意浓缩了《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的意境。然而两首歌曲在美国和日本可能早已湮灭于历史的大海，但这首借鸡生蛋的歌曲却在中国获得了长久以至永远的生命。“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如此凄迷阴柔、词浅意深但哀而不伤的词句，配以相当中国化的舒缓旋律，就很难不成为中国的名曲——尤其是在新旧交替、道术灭裂的二十世纪。这首歌已经成了新的“阳关三叠”，“四千余年